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句话，对中国核电人来说，可谓意义深刻。从3年前，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导致全球核电停摆；到如今，核电重启成为大势所趋，短短3年，时务的变换，让国内所有从事核电开发的企业与人员，有了天壤之别的感受。

然而，这样的时务变换，其背后的动因为何？是因为经济增长需求与大气污染治理，而做出的权衡之选？还是因为技术进步与安全改进，所得出的应然之举？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如果是前者，我们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与认可，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代替民众做决断；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确立自身的核电发展观，不能由于外界的得失，而扰乱自我发展的步伐。

毕竟，核电相比于其他能源形式，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复杂的系统问题。我们大不可因为单一方面的利益，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威胁；亦不能片面夸大其安全性的危害，而阻碍了它的发展。

无论为何，我们都需要给重启核电一个理由。

从“一边倒”到“另一边倒”

5月16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环保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2015年运行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2000亿千瓦时；力争2017年年底运行核电装机达到5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2800亿千瓦时。

同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也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大陆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为19台，总装机容量1701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9台，装机容量3168万千瓦，累计发电量1107.1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2.11%。

通过一个简单的算式，就可以得出：要想达到《方案》的目标，今年新增的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是2299万千瓦，也就是说目前在建的核电机组，将有超过72%投入运营。

核电重启，将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总工程师王俊的说法便是，“如果今天核准，明天就能开工。”

在核电人士一片“天时、地利、人和”已具备的声浪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的发声，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他于近期撰文《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指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他认为，美国、苏联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还不到全世界的1%），如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所谓“安全系数比目前国内标准提高了百倍”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目前在全世界都没有运营实践，仅有的4座AP1000核反应堆正在中国建造，施工过程中图纸“边设计、边修改”，AP1000的“更安全”只是理论上的计算结果。

放到3年前，他的这一论断获得的会是一边倒的支持，然而，3年过去了，他的文章，引来了核电业内众人或公开或匿名的回击。

中核董事长孙勤认为，我国在内陆核电的认识上有思维误区：“事实上，国际上400多个核电站，一半以上都建在内陆。从技术安全上讲，内陆和沿海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只不过工艺上有所差异。比如，沿海建设核电用的是海水冷却，而内陆用的是冷却塔。但是从安全管理来说，没有本质区别。应该说，核电在沿海是安全的，在内陆同样是安全的。”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则指出，核能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在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在役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按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规定的性能指标对照，在全球400余台运行机组中，中国在役核电机组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部分机组和安全指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建核电工程项目质量、进度和投资得到较好控制，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世界首批AP1000机组建设在不断克服首次工程化的挑战中积极推进，台山EPR项目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实际上，在中国，关于内陆核电之争从来没有回旋余地。熟悉核电的人们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存在或废弃。抛开集团利益不谈，我们还是看看这3年，中国核电在安全性上，有何作为？

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副主任姚斌指出，福岛核事故之后，我国对所有核电设施进行了高标准的安全排查，再次确认了其安全性，同时，明确所有新建核电机组必须采用最先进技术、最严格的安全评估措施，提升了现有核电机组的安全标准。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核应急工作、核安全工作在全世界，是处于先进水平的。

另一位国家核安全局的负责人则指出，针对福岛核事故，我们分别对运行核电站提出了10项安全改进要求，对建造核电站提出了14项改进要求。2013年9月，国家核安全局对这些改进要求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完成的改进项都满足《福岛核事故后核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

如果上述人士所言不虚，倒可以成为一个重启核电的理由。

从谈“核”色变到“中国名片”

在统计学上，达到10的负7次方就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目前，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事故的概率已低到每堆年10的负6次方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过了谈“核”色变的阶段。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正在加快核电“走出去”的步伐，而推动这一进程的人，正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在今年稍早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期间，核电悄然进入了“领导人订单”。3月26日，在习近平主席与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共同见证下，中广核董事长贺禹与法国电力公司总裁普格里奥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关于英国新建核电项目工业合作协议和关于核能领域研发、设计、采购及运维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广核将通过参股方式参与法国电力公司在英国拟新建核电项目的开发及建设，双方将共同推动由中广核牵头的中国核电企业控股开发英国后续新建核电项目。

去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次国事访问中，也曾大力“宣传”中国核电，并在北京举行的中英总理年度会晤中，亲自见证了中广核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签署关于核电项目合作的意向书。

中国核工业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去年年底，我国又把核电“走出去”升格为国家战略，并对核电企业“走出去”给予方向性指引，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我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一举改变此前几年，中国核电企业“走出去”“诸侯割据”“明争暗斗”的局面。

正是这种国家领导人与企业领导人的共识，让中国核电出海取得了新突破。从巴基斯坦到英国，从南非到阿根廷，中国几大核电巨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纷纷把核电当做在设备制造领域，继“中国高铁”之后的另一张“中国名片”。

对此，贺禹表示，“面对全球广阔的核电市场，中国核电出海既有内在动力，也具备实际能力。我国核电经过30年发展，全面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和自主运营，核电规模和全产业链能力都有了跨越式提升，工程建设、生产运营等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引起国际市场关注。”

在他看来，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核电“走出去”不但有利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可以有效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能的释放。

遗憾的是，在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核电出口一度陷入被动，这也让俄罗斯夺走了大量的国际核电订单，而韩国和日本也先后在阿联酋和沙特的核电项目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相比之下，中国核电其实还是有相当的技术优势与价格竞争力的。一方面，我国由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共同研发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完成初步设计并启动施工设计，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其各项技术指标符合美国、欧洲三代技术标准。此外，我国在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自主化工程在技术上已定型并得到国家认可，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0%，标志着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自主化又向前迈进一大步。另一方面，“华龙一号”首台基础造价与俄、日、韩等竞争对手相比，建设周期更短，建造成本更低。

正基于此，李克强总理才有底气，在外事访问中一再向各国宣传，“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

或许，这将成为重启核电的另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