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的目标。尽管中国也在大力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等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能源，上马一系列包括大型水电项目并关闭低效高耗能的火电厂，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的对煤炭的过分需求和依赖一直是实现这个减排目标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由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因素，中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核电——这种被官方定义为“绿色的”能源。按照2010年中央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整后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核电装机容量8600万千瓦，而到2030年、2050年，核电装机将分别增长到2亿千瓦、4亿千瓦，核电将分别占总电量的15%、22%。而2020年8600万千瓦的目标实际是调整前规划目标4000万千瓦的两倍多。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3座核反应堆处于运营状态，另有23座在建，以及更多数量的反应堆即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快速赶超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成为核电大国。
死灰复燃
自本世纪初，伴随传统化石能源价格的攀升，加之国际社会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高度关注，核电这种一度几被摒弃的能源形式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1980年，瑞典公民投票决定逐步淘汰核电并关闭境内的12座反应堆，但是由于当时的瑞典政府找不到其他的可替代能源，该决议在1997年被废止。2010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召开“核能政策峰会”，不顾国内不绝于耳的反对之声，该次会议最终决定将德境内的17座核电站延长12年运营期限。而在此前，按照德国上届政府的计划，这17座核电站将在2012年前全部被强制关闭。此外，韩国、芬兰和法国也在近期重申他们将要建设新一代核反应堆的强烈意愿。高企的原油价格也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倾向于发展核能的主要原因所在。
截至2010年11月，中国核电总发电量为100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3%，而在两个核电大国美国和法国，这一比例分别为20% 和80%。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按照新的规划目标，2020年这个比例有望提高至5%。在2010年5月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核能国际大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表示中国的核电投资在10年内将达1万亿。
目前在中国，三大主要国企负责建设和运营13个核反应堆，他们分别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国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简称中广核)，以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技术输出
在国内大搞核电建设和进行世界最先进的第四代反应堆的研发的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向外输出核能技术，这些国家包括越南、白俄罗斯、阿根廷和南非。
目前，在从国外(主要是法国和美国)引进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技术基础上，中国也在致力于对核反应堆的自主设计和建设。这无疑会加剧国内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核正在与南非进行为后者建设核电站的谈判。而能源合作也在近年来成为各国领导人双边会谈的主题内容之一。
南非目前拥有两座核反应堆，正在与中国协商加速发展其国内的核能行业。Peet Du Plooy是一家名为Sustainable Growth的南非智库的项目经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在建的核反应堆的造价在全世界是最低廉的。”他还举例说，依照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的核电站每发一千瓦的平均花费是1800至2300美元，而日本则是3000美元，美国3400美元，欧盟则甚至需要3900到5800美元。因此，在资金投入这一点上，中国建设核电站的竞争力要远胜过其他竞争对手。
潜在危险
中国大力发展核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相比而言，很多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价格极其昂贵且效率低下。核电的支持者们为了大力推广核能，还罗列出了太阳能和风能的一些弊端，例如太阳能光伏电池生命周期短；而风电要占用大面积土地等。
自从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来，虽然全世界并无大型核泄漏事故发生，但这更多在于国际核能行业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核电站良好的安全表现并不能掩盖发展中国家技术安全上的不足。诸如核废料处理、国内核能人才的匮乏以及核技术安全等都是中国的国有核电企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此外，中国铀资源短缺的现状甚至无法满足现阶段的核电发展需求。中国国家领导人频繁于与包括澳大利亚、尼日尔、哈萨克斯坦以及纳米比亚等国接触，为的即是保证本国核反应堆所需铀原料的稳定供应。而这一切也引来国际上对中国的非议之声，甚至被认为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掠夺。
此外，亦有很多业内人士对国内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核电建设大潮提出质疑。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曾对媒体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核电更多的是从经济效益和发展需求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可行性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可能考虑不足。”
在中国，大多数的核电站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繁荣地区。但是自2008年起，一批内陆核电项目开始大规模上马。制造业的内迁，导致内陆地区用电需求的激增，而现有的发电站便不足矣为诸多项目供应充足电能。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表示，“与滨海核电厂相比较，内陆核电厂对于安全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与滨海核电厂直接靠海水来冷却和稀释辐射物质不同，内陆核电厂往往建在靠近江河湖泊周围，处理后的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至江河湖泊。”
无序开发
尽管内陆核电站建设具有对周围环境和水源破坏的潜在风险，地方政府却纷纷表示出了对核电站建设极强的渴望，并积极为核电站的开发提供选址方案。广东省台山市正在进行核电项目的建设，据该市市委书记吴晓谋介绍，该市计划建设六台核电机组，其中第一台核电机组将在2013年发电。吴晓谋对本刊记者表示大力发展包括核电项目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有利于在保证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地方政府的节能减排目标。
然而与此同时，有的地方政府却利用农村人口对建设核电站潜在危险的不甚了解在不征得当地群众同意的情况下肆意上马核电项目。《财经》杂志在2009年曾报道，湖北省大畈镇在建的核电站周边3公里附近的村民，有的对核电潜在的风险性一无所知，而当地政府也未在建设电站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在2010年5月和10月，中国首座商业化运作的核电站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分别发生了两次小的辐射泄漏事故。尽管两次事故发生后，中广核集团以及国家核安全局都及时发表声明，澄清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并未发生核泄漏，只是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也未对环境造成影响，但这两次事故仍引起了附近香港居民的强烈抗议。
2010年7月，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汪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在核领域基本法处于空白状态，政府对核电监管无法可依，国家应尽快制定《原子能法》。他把核电比作一把悬在人民头上的双刃剑，“一方面核电绝对是我国急需的清洁环保能源；而另一方面核电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就可能酿成一场人间灾难。”
在谈到另一个重要问题，相关人才的匮乏时，汪劲说，“现在国际上核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35人左右的监管人员，美国104台机组有近4000人参与监管，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而在我国目前运行有11台机组，在建机组则有26台，但监管人员才有300人。”他接着表示，即使按照国家已经批复的扩大核安全监管系统的编制，到2020年实现监管人员增加到1000人目标，也不能够填补核电站兴建热潮所带来的空缺。
就在汪劲公开呼吁立法后不久，相关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多位学者及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合写了一篇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的报告，并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
然而，原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前国际原子能机构高级核安全专家林诚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言，原子能立法的问题虽然已经谈了很多年，而“这样一部法律在近几年内出台的可能性很小。”
而就在此时此刻，神州大地上核电项目的建设役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核电复兴——海外探铀
正午的日头肆无忌惮地散发耀眼光芒，炙烤着纳米比亚西部广阔的半沙漠荒原地带。 此时，位于贫瘠的埃龙戈(Erongo)地区内的阿兰迪斯小镇中，齐整的街道上鲜见行人和车辆。事实上，那些被编号的低矮平房紧闭的门窗隐约散发着死寂般的沉闷，让初来乍到的人难以想象这就是那个蒸蒸日上的，在三十多年来吸引了上万矿工和居民，被誉为纳米比亚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行业所在地的城镇。
只有在小镇边缘天主教堂旁的空场上，铁丝网围栏内一辆“退役”的标有数字“55”的大型矿石运输机一如既往地停留在此，见证过去几十年小镇从无到有的过程，提醒着人们这片沙漠中漫长的铀矿开发历史。
铀矿之镇
早在19世纪20年代，铀矿便在纳米比亚西部的纳米布沙漠被勘测出，而直到50年代，在全球的核研发热大背景下，人们才开始真正大规模的铀矿开发。阿兰迪斯镇是在无人的沙漠中，由罗辛铀矿公司于1976年投资建成，目的就是为罗辛铀矿的矿工提供住宿。罗辛铀矿位于小镇东南十几公里处，隶属于澳大利亚的国际采矿集团力拓公司。该矿年产4500吨铀矿石，截至2009年底已经为全球供应97831吨总量的铀。这个镇的管理权于九十年代初期由罗辛转交当地政府，至今已发展为拥有2290户居民的规模。三十七岁的亚伯拉罕先生就是当年从纳米比亚四面八方赶来加入铀矿开发的成千上万的矿工中的一员。
“巨大的矿坑让人害怕。站在边沿很难向下见到坑底。六米高的巨型卡车总是忙碌着进出矿区。”亚伯拉罕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附近的罗辛铀矿，这位前矿工现在是一名当地镇医院的雇员。罗辛矿占地3.6平方公里，矿深达三四百米。
“矿上每天都有两三次的爆破，我们能清楚地听到爆炸声，随后生成的烟尘就会飘向这边，”亚伯拉罕继续说，同时用手指向东南的铀矿方向。
镇上居住的矿工每日分三班进矿。下午2点半左右，一辆坐满身着整齐工作服的矿工的大巴缓缓驶出小镇。车体上有阿海珐(Areva)的企业标识，他们是去矿上接下午3点到晚上11点的班。
争夺战
目前，纳米比亚是世界第四大铀矿产地，有四个主要矿区已经投入运营，分别是力拓的罗辛，帕拉丁公司旗下的Langer Heinrich，法国阿海法(Areva)的Trekkopje以及Forsys Metals的Valencia。近年来，由于全球清洁能源开发拉动的核电需求的增长，铀矿的勘探与挖掘在纳米比亚西部埃龙戈(Erongo)地区日渐活跃，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淘铀热”。
除上述四家外，还有三家主要的铀矿开发公司现阶段正在做可研和环评，他们是Reptile, Bannerman Resources 以及Swakop Uranium。另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家公司已从纳米比亚矿产和能源部取得了主要铀矿藏的探矿权执照(EPL)，并处在铀矿勘探阶段。
纳米比亚(中国)矿产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纳中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在纳米比亚进行铀矿勘探的中国民营企业。该公司的第一个在纳的探矿权获得于2005年。
纳中公司总经理汪松向记者透露，目前，印度，韩国和芬兰的公司也在与纳政府进行获取采矿执照的相关商谈。这个面积不到中国三分之一，人口不足250万人的非洲国家现在吸引着各国蜂拥而至的开发公司来此挖矿。对于一个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而人民又深为艾滋病困扰的国家而言，铀矿更是被视为纳米比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剂强心针。
中国入列
2008年4月，纳中公司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公司海外铀资源开发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中核海外资源开发(纳米比亚)公司正式成立。自此，在纳米比亚的铀矿开发不再是单纯的民营企业的商业开发项目。
2010年11月中旬，纳中公司董事长黄跃权在其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中对记者坦言：“涉足矿业领域，我们中国人不是最早的，有可能都是比较晚的。在纳米比亚，与其他大的矿业公司力拓、阿海珐等相比，我们还是婴儿，甚至连小孩都算不上。”
尽管与其他进入当地的铀矿开发国家相比，中国不能算早，但是却可能是现阶段胃口最大的。在降低碳排放的压力下，中国选择了降低煤的使用，大力发展核电。而国内铀矿资源的贫乏是建设核电站最大的瓶颈。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中国探明铀矿储量68000吨，仅占全世界铀矿储量的1%。据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核燃料处处长吕晓明介绍，中国国内铀资源的勘探始自五十年代，目前已经拥有了世界先进的勘探技术，并在新疆、内蒙以及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探明了一批铀矿床。
此外，中国政府大力鼓励中国的矿业开发企业“走出去”， 并已经与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乌克兰和阿根廷等在内的国家接触，协商对海外铀矿资源开发。
2010年11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法国阿海珐集团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签署为期10年，价值35亿美元的2万吨铀长期供应合同。
中核集团中国国核海外铀业公司副总经理陈跃辉曾经公开表示过，为了实现核电开发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金属铀需求量将达到8769吨。而据美国中情局前分析师Tom Whipple在2010年7月的一篇社论称，到2020年“中国每年铀需求量将超过去年全球铀产量总额50,500 吨的1/3。”
中国购买海外铀的历史始自2004年，罗辛矿是当时第一家对中国出口铀矿的外国企业。此后，中国又从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哈萨克斯坦获取了稳定的铀资源供应。媒体曾报道，2008年中广核与阿海珐签订合同，购买后者旗下Trekkopje铀矿35%的股份。但截至记者发稿，阿海珐纳米比亚能源公司的媒体官员Sugnet Smit仍未对此合同的具体内容及项目进展回复记者的采访要求。
在采访过程中，黄跃权坦言，铀矿的勘探是高投入、回报漫长的过程。而即使纳中公司已经获得来自中核方面的专业技术支持，勘探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鉴于EPL探矿权执照的有效期为7年这一事实，最早的一批在2005年获得的探矿执照即将在未来两年到期，黄跃权言语中多少流露出了些许担忧。一旦在这个最终期限前没有探矿成功，即意味着将被迫放弃这得来不易的执照。这一现状也在之后的采访中，得到了中核集团陈跃辉的肯定。“铀矿勘探是高风险的投入，探矿权的确还有两年时间，时间很紧迫。我们今年已经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了。之后就要想方设法申请办成采矿权，因为采矿权的期限就长了。” 陈跃辉对本刊记者说。
其他“走出去”的铀矿开发民营企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在非洲从事多年商贸活动的上海达之路集团已在博茨瓦纳获得3000平方公里的铀矿探矿权，但是却面临诸如技术人员缺乏和资金投入不足等诸多方面困难。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向本刊记者表示民营铀矿开发企业十分需要国家的扶持，“不仅仅是宏观上、政策上的鼓励与支持，更需要微观操作上能有更多落到实处的支持。”
迷雾
在纳米比亚，如火如荼的铀矿开发热的同时，是长久以来环保人士掷地有声的公开异议。大面积的岩石被转移、压碎并经过化学试剂萃取提取含铀的溶解液，一个被称作溶滤(leaching)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长期污染土壤和水源。在纳米比亚，低资金投入的露天开采方式被广泛采用。露天开采铀矿挖成的大坑，使地表伤痕累累，同时在开采过程中扬起大量尘埃，导致当地居民尤其是儿童患上呼吸系统的疾病。
Bertchen Kohrs 女士是非洲环保组织Earthlife Africa在纳米比亚的代表。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除了关注环境、生物多样性、地下水污染以及大量的水源消耗外，也关注铀矿给当地人，尤其是矿工身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矿工常年暴露在有辐射性的氡气和尘埃中。”
尽管自1970年以来，在纳开发铀矿的企业加强了对工人的防护措施，矿工们现在不再是最初的“毫无防护，不戴眼镜，不戴口罩”的工作方式，但是健康危险依然存在。
“我们这里常刮很强的东风，于是含有氡气和其他毒气的尘埃可以从沙漠腹地一直漂移到100公里外的居民区，”Kohrs女士继续道，“Toppa Nama是当地原住民的一支，生活在纳米布-诺克路福(Namib Naukluft)国家公园内。地下水大量地抽取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原始部落族人获取他们传统赖以生存的食物。”
Earthlife Africa 与纳米比亚本土的Labor Resour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组织一起曾经在铀矿区从事调研。尽管阿兰迪斯镇上的矿工们很多表现出了呼吸系统和其他各种病症，但因为罗辛矿方面的种种原因，全面彻底的调查很难进行。
在小镇的公立医院内，不愿透露全名的Mac医生告诉记者，当地矿工常常表现出包括眼睛肿胀，视力下降，皮疹，呼吸系统疾病，肺部感染以及腹痛等症状。在谈及这些矿工的健康状况时，Mac医生脸上掠过一丝担忧和无奈，但是她坦诚地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症状与铀矿有直接关系。”
纳米比亚本就是水源缺乏的国家，而随着铀矿面积的扩大，水资源的消耗也开始成为当地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在半沙漠腹地表面，有三条管线绵延40多公里横亘于整个埃龙戈(Erongo)地区，将纳米比亚西海岸的水源运输到各个铀矿区。高耗水对本就缺水的纳米比亚而言无疑是致命的破坏。而阿海珐的Trekkopje矿在建设初期就已经被纳政府禁止继续从当地含水层抽水。于是Trekkopje在2010年4月建成了距离西海岸小城斯瓦科普蒙(Swakopmund)三十公里处的海水淡化厂。这一项目一直被Trekkopje和纳米比亚政府高度赞誉为解决矿产开发缺水问题的完美方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至今，海水淡化厂的建设已经显露出了对附近海域海洋生物的破坏性影响。
铀矿开发对环境带来的破坏正是导致该行业在发达国家日渐衰退的主要原因。拥有全球23%铀矿储量的澳大利亚以及另外一个富铀国加拿大都在本国公众的抗议声中，相继在近年来对铀矿的勘探采取了限制。但是对于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缓解贫穷的急切度要远高于环境保护的现阶段，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这些投资者们大开国门。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仍旧是主要的铀矿消费国，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已经甩掉了在本土铀矿开采带来的污染，却将问题转嫁给了那些欢迎他们到来的贫穷国家。
纳米比亚拥有220万人口，失业率几近50%，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自然被置于环境保护之前。在铀矿开发企业的资助下成立的铀学院(Uranium Institute)坐落于斯瓦科普蒙，隶属于纳米比亚矿业商会，主要致力于改善与铀矿开发有关的人类健康、环境管理和辐射防护状况。学院负责人Wotan Swiegers博士面对本刊记者如是说：“我们还没有富裕到可以放弃开发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在被问及其个人对罗辛铀矿的看法时，Swiegers博士说：“我不想要它，没有人想要它。但是矿产开发已经深刻、长期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做的不是去反对它，而是从正面改善现状，确保企业从事负责任的矿产开发，这样才不至于破坏土地和伤害到人体， 此外，我们要做的是能筹集到足够资金用以在今后恢复破坏的地表。”
然而，就地表破坏的问题， Kohrs女士并不乐观。摆在她面前的事实是一旦铀矿开采完毕，露天的矿坑就被简单遗弃，以至于那个原本有着无限原始魅力的纳米布沙漠已沟壑累累。
“罗辛矿根本没有打算要填埋这些大坑。他们只会撒手离开，一切留给后人。”她说。
这组报道是记者自6月份历时半年时间搜集资料，实地采访和调查后成型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承诺降低碳排放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在能源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其中对于核能的大力度发展尤为突出。但是核能给人类带来的双刃剑效果是在其发展中之应当关注的关键所在。中国发展核能，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是核电站建设的安全；一是发展核能主要原料铀的储备与开发。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如果处理不好，这两方面的建设和开发过程都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严重威胁。原子能立法的缺失，以及立法进程的缓慢是前一个挑战的主要问题所在；盲目对铀矿的无序开发为铀矿产地(主要是非洲国家)带来环境的不可逆的破坏是后一个挑战主要问题所在。对于铀矿开发的报道，幸运的是，记者得到了南非一所大学的资助，使得有机会实地去采访铀矿开发最为集中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
记者自己认为，尽管这个选题采访难度很大，尤其面对无论是官方，企业还是科研人员都谈核，谈铀色变的情况下，最终还是突破了采访，掌握了一些事实，总体而言，是比较满意的。第二篇英文报道较客观地反映了非洲铀矿开发的现状。尽管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常常被冠以在非洲大肆“掠夺”矿产资源的名声，实际的调查表明，中国不过是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后尘，对于铀矿开发带来的后果也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的核能发展中该注意的，更是所有相关的国家和企业应该被提醒的。纳米比亚的铀矿开发不可避免，是当地人获得工作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直接途径，但是解决办法是在铀矿开发中将各种潜在的环境破坏因素考虑在内，找到更友好的开发模式才是正道。
作为主要面对英语国家读者的这两篇报道，无疑可以让读者了解中国发展核能的进程和所作出的准备的同时，共同思考一个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因为核能的开发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一场“复兴”。
记者自己对这组报道仍然觉得不足之处就是呈现的内容还是未免有些枯燥和艰涩，此外过多资料的堆积，在撰写的过程中也没有对素材进行最妥善的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