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一周年，关于核电的未来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前，德国已经宣布“弃核”，日本也已经开始了“无核化”之路，我国未来的核电发展道路究竟如何选择？从日本福岛核事故能吸取哪些教训？
近日，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核电重大专项委员会委员、中广核集团原安全总监濮继龙。
记者：您认为日本福岛核事故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德国表示要全面放弃核能，应该进行何种反思？安全发展核能的核心是什么？
濮继龙：福岛核事故是特大自然灾害引发的，但是福岛事故没有造成场外居民过量的辐射照射，并没有改变核电是安全的这一结论。全世界400多台机组已经安全运行了数十年，唯一影响场外居民健康的事故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相比之下，核电是最安全的工业活动之一。
福岛核事故最大的教训是，日本核能界和政府有关方面没有切实汲取国际核能界的经验，存在明显的侥幸心理。福岛事故不是知识经验不足的问题，也不是安全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执行力的问题。
德国宣布放弃核电是执政党对选票的考量。如果以后德国公众觉得核电是可取的，相信德国政府也会改变立场。而我国发展核电的立场是坚定的。
先说说什么是安全。对于公众来说，安全是一种社会心理情感体验，安全是信任与信心的问题。1982年，我首次乘坐波音747赴美，同机有很多美国旅客。当飞机在旧金山机场平安落地时，机舱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对中国飞行员还不太放心。
现在我们再不会听到乘客的掌声了。因为大家都认为，飞机是安全的。但安全的民航，并不意味着不会有坠机事故。如果某航空公司的发言人是个外行或是不敢担责任的人，他也许会说：“我们民航的安全，基本上是有保证的。”这样说话，活该要被老板一顿狂扁。
对于核电从业人员来说，安全代表着为保证民众生命与健康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措施。安全措施应当是充分的、均衡的，并且是适度的。若没有充分的安全保障，或存在明显的漏洞，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措施搞得太复杂，过犹不及，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的安全。
有人问我对某些专家反核的文章有何看法。我不赞同他的某些观点，但我尊重他说话的权利。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对话、错话、真话、假话、正话、反话、虚话、实话，都要让人讲。只允许说正确的话，就是不让人讲话，那不是真正的民主作风。
有人问，公众为何对核电不理解呢？是不是核电真有什么大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不理解不能怪公众，只能怪搞核电的人对核电安全的宣传不够。
记者：今年“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其中释放出的信号？您可否预测一下，中国核电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日本核事故发生前相比会发生何种变化？您如何看待我国的内陆核电？
濮继龙：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发展核电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中国核电今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保障条件。
有关的堆型选择问题，不仅要考虑安全，还要考虑与经济性的综合平衡。只有经济的、可靠的、成熟的技术，才是先进的技术。
我国的核安全标准及实践与国际是完全接轨的。福岛事故后，我国是最早做出响应的国家，组织了全国核安全大检查，检查后的改进行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应对超强自然灾害能力的提升。二是事故后果缓解能力的补充，如移动电源、后备水源等。
核电的安全标准只有一个，不区分沿海和内陆。国际上超过一半的核电站建在内陆。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在沿海地区，所以优先在能源短缺的沿海发展核电，这并不等于在内陆不能发展核电。随着中西部的崛起，内陆建设核电站势在必行，但是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稳妥推进。
记者：德国是世界公认的工业强国，福岛事故后宣布放弃核电，但不久前为了应对寒流又重启部分已经关闭的核反应堆，是否意味着德国要改变核电政策？
濮继龙：德国宣布放弃核电是执政党对选票的考量，近期德国有70%的选民不赞成发展核电。今冬欧洲经济遭遇寒流，政府重启关闭的核电站也是体恤民情，保障电力供应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德国要马上改变核电政策。如果以后德国公众觉得核电是可取的，相信德国政府也会改变立场。
记者：福岛事故后，核电在安全方面的费用会有所增加，这样核算下来核电相对其他发电价格是否要贵很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核电和风电、太阳能等其他清洁能源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
濮继龙：福岛事故后，安全措施的费用肯定会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有限。与其他能源相比，核电的电价仍然具有竞争力，这点我们是有信心的。
这几种清洁能源我国都在积极发展，采取哪种能源方式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居民对电价的承受能力。另外，单一能源品种不是合理的电力结构，多能源才能保证稳定的电力供应。所以，核电、风电、太阳能和水电以及其他清洁能源应该协调发展。
记者：听说AP1000的安全性比其他核电站高100倍，真的是这样吗？请问您对核电技术未来发展有何观点？比如，第四代堆，行波堆，聚变堆等？未来我国的核燃料矿够用么？
濮继龙：持续改进提高安全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追求。安全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电站内在的质量禀赋，它不是挂在树上的酒幌子。安全是一个综合体系，仅靠一个参数，就说谁比谁高多少倍是不科学的。
核电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走创新之路，持续改进、追求更先进的技术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但从设想到变成现实有很长的路要走，各种新概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变成可用的工业产品，这方面的投入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强度。
我们所说的矿产资源有3种：地质储量、探明储量和经济可采储量。随着探矿技术的进步和逐步提高开采的投入，铀的经济可采储量会不断丰富。此外，铀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可以将现有资源利用率提高数十倍，如果再考虑钍资源的利用，资源量还可以再增加很多倍。
记者：前段时间，核物理专家何祚庥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现在的核电成本并没有把后处理的成本计算在内，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没有解决乏燃料后处理的好办法，这将贻害无穷。对此，您如何看待？
濮继龙：何院士不从事核电方面工作，可能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核电的电价是全成本电价，包括核废料后处理费用的预提和退役费用的预提。国际上处理乏燃料的技术早已成熟。严格意义上讲，乏燃料并不是废物，而是核燃料产业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后处理厂的原料。
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他只代表他自己，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大家应该允许它存在。我国核电的国产化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从大亚湾核电站开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能力。国家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正在走新一轮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