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挥别核电由国情决定访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丁永健
记者韩墨
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30日正式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从而成为世界首个彻底放弃核电的发达工业国。同样是默克尔，去年10月时还称，核电是德国眼下必需的过渡性技术，并促使联邦议会批准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延长至2035年前后。
短短8个月，是什么促使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核电问题上出现很大转向？德国挥别核电背后有哪些现实和战略考量？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华人专家丁永健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是德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其他国家无需背负太大压力。
丁永健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技术研究所、西门子公司核电部、德国意昂公司核电部担任工程师或资深顾问，对德国核电产业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弃核”动机何在
丁永健告诉记者，核电存废在德国是一个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话题。今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无异于一支催化剂，不仅使德国民众对核电的反对空前高涨，也促使德国政界和核工业界重新审视核能的未来。
丁永健认为，德国率先提出核电退出计划并不令人意外。他说：“在我个人看来，德国这次放弃核电的决策经过了比较全面和审慎的思考。”背后至少包含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政党政治。日本核泄漏事故后，德国选民对默克尔政府的“挺核”立场日益不满，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接连惨败，而一贯主张“弃核”的绿党则在多个州赢得执政地位。选举压力迫使默克尔政府迅速行动，让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尽快尘埃落定。
二是能源战略安全。德国学界和产业界一些人士认为，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供需矛盾加深。德国希望确保能源供应，但又不可能通过战争或武力获得能源，因此不如通过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三是经济和科技的领先性。德国一直把可再生能源和与之相关的技术看做极具潜力的未来产业，是德国保障竞争力优势的必要条件。而不少德国人强调“不破不立”，德国应首先摆脱对核电的依赖，再发展可再生能源。
四是社会的主流共识。经过多年讨论，德国社会对核电已形成基本共识，即核电是造福社会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核电站运行的高风险及核废料处理的困难性决定了它只能是过渡性技术，德国终究要用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核能。现在，德国议会中任何一个党派只是在过渡期长短或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
“弃核”几多隐忧
即便在工业发达的德国，放弃核电也不能一蹴而就。德国当前用电量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核电。不少德国媒体和专家质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度能否弥补核能退出带来的电力缺口，而能源转型带来的电价上涨会否削弱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丁永健说，德国“弃核”其实有许多条件支撑。首先，对用电前景无需过分担心。预计到2019年，德国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新建电站装机容量将累计达到3万兆瓦，超过现有核电站的发电总和。此外，如果再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适量电力，德国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可以保障。
至于电价，丁永健说，政府为研究“弃核”问题成立的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乐观估计，核能退出后，私人家庭承担的电费会上涨约1.4%，一些民意调查表明，德国大多数家庭能够承受，也愿意为放弃核电付出一些代价。
丁永健认为，德国能源转型最大困难，可能还是废弃核电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提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常规火电效益等措施，但具体效果，有待观察。
“弃核”可否效仿
丁永健说，对于中国、美国等正在使用或发展核电的国家而言，无需因德国的退出举动而背负太大压力。“不同国情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能源政策和取向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
他说，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他们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可选择性的基础之上：德国的能源结构及其发达程度使它具备了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反观拥有58座核电站的法国，核能在它能源体系中的比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国现在根本不具备转型的可选择性，因此像德国那样放弃核电便无从谈起。
丁永健建议，虽然中国的情况与德国可比性不大，但业内还是应当密切关注德国的核电走向，特别是它未来十年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