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电企业盼望重启核电新项目之时，围绕内陆核电的争论成为了掣肘《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完成制定工作的因素之一。
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由于《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将涉及是否开建内陆核电站、何时开工、如何布局、规模几何等问题，围绕此问题争论的各方仍未能达成共识，这让规划制定的进度受到影响。
而这场争论同时折射出水电与核电作为两种清洁能源之间的微妙关系。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所倚重的两大能源产业，两者角力才刚刚开始。
利益之争
上述知情人士称，水利部门对内陆核电的反对意见集中在核电安全问题上，担心核电站会排放含有放射性的污水，从而对水域造成污染。但在核电行业人士看来，这场争论背后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
“水电也是国家非常重视的能源，那跟核电相比，谁先发展、谁后发展、发展多大，这都涉及到利益博弈。”核电行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而正是在内陆核电的问题上，水电行业抓住了安全的议题，给风头正劲的核电行业一记重拳。
事实上，即便是水电界的人士对这样的观点也并不赞同。曾任水利部副部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陆佑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核电站含有放射性的水都密封在其一回路当中，而排放到外界的水都是二回路当中的水，只要达到安全标准就不会对水域造成污染。
“全世界50%的核电站都在内陆，不是沿海的。”陆佑楣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美国核电运行商Exelon亚太地区业务拓展执行董事白文德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核电安全的问题上，正确的设计和运营比选址要重要得多。无论在内陆还是沿海，满足标准的设计和符合规范的运行管理才是保障核电站安全的关键。
但这场清洁能源的“地位之争”还是带动了水电与核电多方面的竞争。
水利部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核电与水电用水的形式不同，彼此之间不存在水资源上的竞争，但却可能在负荷上发生冲突。
“比如一个地方水电资源丰富建了一个水电站，那它投产之后就形成一个固定的负荷供电区，这种情况下发展核电就重复了。”上述水利部人士说，“如果用核电代替火电会好一些，但肯定得在确认其安全的情况下。”
上述核电界人士对此表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肯定是要争的。”他说，“是方方面面的竞争，用电负荷只是其中一项。”
水利部门已将安全性看作是水电与核电竞争的最大优势。“现在肯定优先发展水电。”上述水利部人士说，“至少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是这样的。” 他同时指出，不能简单比较水电和核电哪一种更好，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去论证该采取哪种方式。
“对核电的态度，我们没有官方的正式表态。”上述水利部人士说，“还是要根据中央关于能源发展的战略，我们也是要和国家保持一致的，不会有特殊的说法。”
掣肘核电规划出台
据悉，由于涉及到内陆核电的问题，《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制定的进度也受到了这场争论的影响。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核安全局在这场争论当中并未有明确的表态。知情人士称，由于涉及到安全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国家核安全局在建设内陆核电站的问题上比较谨慎，而这无疑是给核电企业进军内陆泼了一盆冷水。
据统计，我国即便把沿海可开发的厂址全部建成投产，装机容量也只有7000万千瓦左右，而随着用电需求的增长，中西部地区缺电的情况仍然难以缓解。
上述水利部人士称，水能资源总量6亿万千瓦，可开发资源量5.4亿万千瓦，目前还有约60%有待开发。
“水能全部开发出来也就这么多，风能、太阳能的年可利用小时数1000-2000小时之间，可得到的能量太少。”陆佑楣说，“煤炭在开采、运输、燃烧过程中的污染太严重，核电是替代火电的最佳选择，也将是未来人类能源的重要取向。”
陆佑楣认为，有的国家要停运国内所有核电站，只要其有合理的替代能源，当然可以。但鉴于中国的能源现状，必然需要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因此内陆核电建设将不可避免。
业内人士指出，最优化的选择应该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在内陆同步开发水电与核电，但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下，协调起来有难度。
陆佑楣表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提高核电的安全标准，而不是要放弃内陆核电。“一定要能把安全性提高，如果达不到就别建核电站。”陆佑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