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能源紧缺促使中国再次加快推进核电发展，同时也面临两个问题：进口铀矿和发展核安全技术
王中堂再次阐明了中国发展核能的决心。作为国家核安全局的官员，他说，在未来十几年内，中国至少要新建30座核电站，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渴求。按照规划，到2020年，核电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届时，这个缺油少气的国家每100度电中大约就有5度来自核能。
王中堂是在7月5日于北京召开的一个专门研讨“铀监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做上述表述的。他认为，积极发展核电，既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也能帮助中国应对当前面临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作为一种清洁、安全、经济的能源，核电发展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必然选择”。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对利用核能仍持保守态度，一直强调“适度发展核电”。但从2003年以来，全国性的能源紧缺改变了这一观念。现在，政府的口号是“加快推进核电发展”。
两个月前，中国最大的核能发电项目——山东海阳核电站已获准建设。这项采用全球最先进核电技术的工程全部建成后，容量将空前地达到600万千瓦。与此同时，浙江三门、广东阳江、福建惠安等东南沿海地区也正在积极筹建大型核电站。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汪兆富说：“如果这些工程都能陆续开工建设，将保证2020年前4000万千瓦核电投入运行。”
全球寻找铀矿
“常规电力生产所产生的很多污染，在核电这里是没有的。只要能保证核电的安全，控制住核辐射的影响，核电就是安全、清洁的能源。”王中堂说。
但中国已探明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为了确保核燃料的供应，王中堂透露，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对铀矿资源进行分析和预测。“已经勘测了4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从现在的结果看，中国铀矿的年采集量基本上能够满足到2020年的需求，也就是说，满足目前的核电发展规划。”王中堂说。
但出于更长期的打算，中国仍在全球寻找铀矿资源。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访澳大利亚，两国签署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和《中澳关于在铀矿领域开展合作协议》两个协议。根据协议，中国每年将从澳大利亚进口1万吨铀矿，价值约6亿至7亿澳元。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最丰富的铀矿资源，占全球铀矿储量的40%。这些协议的签署不仅满足了中国的需求，也为澳大利亚的铀矿资源找到了稳定的市场。对中国的出口规模将使澳大利亚的年出口铀总量增加一倍。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博士说：“澳大利亚能够为中国的核能发展做出贡献。”澳大利亚铀矿开采企业必和必拓公司中国区总裁戴坚定也表示，“愿意分享这一领域的先进经验，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另一个铀储量大国南非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王中堂表示，中国核电要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铀矿资源的开发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核废料处理仍是难题
对中国大力推进核电发展，其间依然夹杂着质疑和担忧。最主要的是核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2006年，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核与辐射安全控制：工程技术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的学术研讨会。会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赵仁恺等专家提出，“中国核与辐射安全面临着严重挑战，急需解决核电和核工业潜在的危害”，对于具有现实核风险的核电站的安全问题，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核能利用的安全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保证核反应堆安全运行不发生事故；二是核废料的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阴影在很多人心中一直都难以抹去。当时，一些欧美国家，甚至出于安全及环保的需要，停止了核电站的建设并提前关闭了运行中的核电站。
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办法。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核安全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核事故，但针对核废料的处理手段依旧有待完善。王中堂介绍说，西北、华南已建好的处置场，主要用于存放低、中放射性核废料，高放射性核废料暂时还没有处置场，只能玻璃固化后，深埋在地下暂时存放，目前“位于西北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场仍在建设中”。
潘自强、赵仁恺等专家则呼吁，为了加强核安全研究，应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核安全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推进核工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专家们同时强调，关于核与辐射安全的公众可接受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公众接受了核与辐射安全要求，才能接受核能和核技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