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未来，中国将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这是一条绿色之路，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要措施，而且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主行动。发展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切实有效的社会行动。
2、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指出，气候变化是历史积累问题。工业化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各国应该采取措施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原始污染国及有能力的国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支付生态补偿金。绿色经济应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应代表自身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行动起来，促成制定公平、公正的全球政策和计划，引领绿色经济，阻止气候变化。
3、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气候变化是客观事实，而清洁能源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中澳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有着广泛空间。两国共同为“中澳清洁煤技术联合协调小组”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联合担任“更清洁化石能源工作组”的主席，进一步强化了双边合作。
4、英国前首相普雷斯科特表示，欧洲将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而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资金承诺，并采取相应行动。《京都议定书2》应该坚持以下六个原则：一是以“共同但有区别性责任和各自的分担能力”为中心；二是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且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发展阶段以及人均排放量，确立目标、做出承诺；三是必须反映有关各国的贫困状况，支持社会公平，承认贫穷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权利；四是需要坚持“问责制”和“透明性”，建立互信；五是发达国家要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增长；六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5、日本参议院议员川口顺子肯定了中日在互惠项目和清洁发展项目（CDM），以及在环境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成绩。她认为，要扩大合作范围和影响，关键是要尊重工业产权、促进相关机构和系统的发展。
6、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强调，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和协助成员国建立“绿色”政策、基础设施和法规；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消除贫困；保护环境资源。发展绿色经济，一是长远思考，创新思维。应形成经济规划的新思路，放眼各部门，寻求协同合作。二是投资研发，推动创新。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分担更多风险。发展绿色经济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决策，不能只看货币回报的多少。三是通过贸易和技术合作，推广并分享现有最佳技术。既传播现有最佳技术，又公平回报企业，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7、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提出，推动坎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一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现全球范围的公平发展。发达国家必须要率先大幅度减排，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腾出必要的排放空间；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二是各国应同舟共济，实现合作共赢。三是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实现巴厘路线图的目标。只要各方尽快把哥本哈根协议取得的共识落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的案文中，集中谈判仍有分歧的核心问题，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案，坎昆会议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
8、阿尔及利亚国土整治、环境及旅游部长拉赫马尼代表非洲大陆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感谢中国政府举办这次重要会议。结合非洲的具体实际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绿色经济平台主要有三大努力方向：一是制定新的政策，必须有利于满足七个领域的需要，即足够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清洁的交通、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经济、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可持续的城市，可控的科技和自然风险，以及环保意识。二是非洲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这七个方面得到发展，包括制定国家级的绿色发展计划，在经济、财政、税务管理体系方面的鼓励措施等，以促进对于环境的管理。三是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技术的国际转让。
9、印度环境与森林部国务部长拉梅什对发展绿色经济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必须要承认中国在绿色经济方面的领导力和领导作用。坚信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重要的技术创造国以及技术提供国，可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绿色经济。二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非常积极、自愿地制定了国内行动计划。到2020年会把GDP单位排放强度降到2005年水平的20%—25%，并且有能力超越这个目标。三是中印两国的合作意义非凡，能够打破在国际谈判中的一些僵局，能够在国际协议当中带来更多的公平。世界足够大，印度和中国不是在赛跑，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率9.5%，印度每年增长8.5%，两国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四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比较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公平成为国际协议的核心要素。
10、新西兰贸易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部长格雷泽认为，举行气候变化谈判和主要经济体论坛非常重要。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型之中，正在转向低碳和更加绿色，政府应积极推动这一工作。新西兰的方法是给碳定价，以此推动全球防止气候变暖进程，并把关注点放到国际谈判方面，各国不同努力之间的协调元素就是绿色经济。
11、小岛国联盟主席国格林纳达环境部长迈克尔·丘奇认为，中国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太阳能发电等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出的努力值得赞扬和钦佩，小岛国也应该效仿这些做法。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并不是问题的主要制造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要在全球层面上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科学确定温度上升和安全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最易受到气候影响国家的安全。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全球排放峰值和全球减排时间表，要最大程度地符合道德规范和伦理。
12、印尼环境部长古斯迪·哈达表示，印尼的环境战略将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温室气体排放融入国家规划，努力实现2020年26%的减排目标。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利于穷人和控制环境恶化。印尼目前在减少林碳排放、加强废物处理、倡导绿色经济和使用绿色能源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印尼非常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获取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以促进国内绿色政策成功实施。同时印尼也期望所有国家能在墨西哥会议上做出防止地方政府开辟更多生产性森林（IEDD）的决策，支持《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次承诺。
13、墨西哥环境部长克萨达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墨西哥的安全，墨西哥愿意并且必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墨西哥联邦国会已经发布了特别气候计划，并准备通过相应的法律来保障计划实施。针对国际气候谈判，要快速启动资金的实施；减少森林砍伐所带来的排放；启动国家适应计划基金。对墨西哥坎昆会议的期待是，要继续谈判，直到最终能够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14、丹麦首相办公室副国务秘书、气候变化特别顾问里德高认为，在资源和环境的消费上，需要把握相互有竞争性的需求，保持长期供应的可行性和持续性。除了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加强国际合作外，更要有理念、经验、最佳实践方面的交流，建立国际研究合作和相互学习机制，共享有关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智力资源。
15、南非环境部司长朵拉·德欧认为，虽然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哥本哈根协议》却给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法，制订了一些具体的目标。南非制定了发展战略性计划 “绿色的绿皮书”，包括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以及策略。该计划考虑了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全球的经济、气候变化、人口趋势以及区域性的和平与稳定；一些长期问题，比如说食物、能源、水资源的安全等。在全国规划过程中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更多的投资、发展清洁技术、更好的环境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功能的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等。
16、巴西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塞拉认为，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是实现巴厘路线图的支柱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谈判基础。巴西已经在优化能源结构、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减少森林砍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通过国际合作行动应对气候挑战非常重要，要鼓励和推广非常好的国际合作项目，特别是加快南南合作，同时要打通新的合作渠道。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达国家对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和转移清洁技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经济合作中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7、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认为，需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凡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应将发展绿色经济纳入到综合决策中，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把加快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放在核心位置，建立和完善绿色经济政策体系。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加强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18、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朴英雨强调，发展绿色经济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对废物进行再次处理和重新利用，采取“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发展模式；抓住发展清洁能源机遇，减少和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创建清洁能源的技术和市场，加强绿色投资；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环保型以及能源高效型技术开发。
1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过于笼统，应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尺度，建立国际排放权账户，保证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在保证国际排放权账户平衡的条件下，进行排放权交易；中国应推动建立这种碳排放账户，在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基础上建立长期减排路线图。
20、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赵晓宇指出，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全球60%的能源。但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使用清洁和低碳能源是明智选择。亚行致力于探索市场化手段发展低碳经济，着重为低碳能源及能效提高项目融资，倡导公私合营模式，把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加强区域合作以及能力建设作为亚行的重要工作。
21、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克劳斯·罗赫兰认为，要把绿色经济和环保结合起来。哥本哈根协议虽然在达成一致目标方面存在困难，但各方认同其基本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当立即开始开展共同行动，采取有效、有意义的不同行动。日本进行了环保资金的支持，德国把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税收制定的参考标准。
22、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与环保有关的人类盈利活动，是“经济要环保，从环保中要经济”。需要制定政策对原有经济系统进行绿化或生态化改造，发展对环境影响小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
23、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以中国上海世博会、四川广元农业温室气体减排，以及镇江节能灯替代减排项目实践为例，说明通过环境保护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24、美国罗斯福四世指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先在政治上会面临许多困难，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历经激烈的争论却难以通过。在实体领域美国节能措施的实施面临诸多阻碍，如美国的电力实际是供大于求，提高电价以节电，无疑会使私营供电企业更加亏损。水资源的短缺也是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美国嘉宾提出，通过管理技术等很多低端技术的调整也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完善适应策略，以及支持新技术创新融资，从金融角度支持清洁技术公司上市融资，包括私募基金，是发展绿色能源经济的重要途径。另外，政府的减税支持也非常重要。
25、印度瑞图·马图尔认为，印度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贫困和能源短缺问题，没有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明确法律目标，能源使用效率相较于发达国家非常低。印度瑞图·马图尔则主张要节约对能源的使用，向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能源多元化方面努力，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
26、法国劳伦斯·蒂比亚纳认为，在欧盟各国，行业排放、交通运输、家庭生活对能源的使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排放源，所以，欧盟解决气侯变化方面的一些政策工具，包括法律和排放标准等需要有差分化，而这很难实现。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相对完备的市场，欧盟在制定低碳经济的政策中把碳交易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对碳排放份额的需求并不旺盛，因此碳交易市场很难发挥其效力。
27、清华大学何建坤提出，虽然中国GDP碳强度的下降速度是世界罕见，但是要降低碳排放总量上升幅度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由于处于重化学工业阶段，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调整未能减缓减排的压力。虽然中国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是，增加的非化石能源仍然不能满足新增加的能源需求，化石能源消费仍然还会有所增长。
28、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荣凯认为，企业生产活动和人类生活活动是建设绿色家园、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企业应树立生态价值标准，承担一定生态责任。
29、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党组书记黄永达介绍了刚刚启动的绿色发展计划，即拟用十年时间将清洁能源装机比重再提高约20%，达到35%左右；煤电机组能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水平继续保持国内领先。
30、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董事、副总裁福江一郎认为，应该对现有能源进行整合，建立起智能网络；要谨慎面对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智能运输系统会减少能源消耗，应进行交通运输创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GDP的10%是能源成本，造成很大问题。此后，开始大力减少能耗，使之减少到5%。日本政府最近宣布了新能源政策，规定到2030年将减少25%的二氧化碳排放。
31、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认为，绿色经济、低碳发展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佳路径，也是提高全人类幸福指数的必然选择。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要确立低碳发展战略，健全低碳发展政策。企业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应增强低碳发展意识，承担低碳发展责任，创新低碳发展技术。社会公众应该发挥主动作用，争当低碳生活的先行者。
32、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马克平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出发，认为应大力发展太阳能来优化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特别强调了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必要。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研究总监喻捷认为, 技术、资金和政策是低碳发展三要素。技术如同一辆汽车，政府掌握方向盘，而资金就像油箱里的油。这三者良好配合才能让汽车高速前进。应让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通过充分竞争推动产业自身技术进步，并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
33、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环境与发展司能源安全处处长李少义认为，绿色增长、绿色经济是一个必然趋势，企业、社会、政府应同舟共济。在中国搞创新比在欧美国家容易。因为中国市场容量大，市场层次也不一样，无论高端产品还是最便宜的产品都有市场，这样就给企业一个循序渐进发展的台阶。而西方产品进入市场则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中国企业应看到这个商机，加快企业创新步伐。
34、华锐风电副总裁陶刚认为，新能源产业不应该靠政府无休止的补贴，投资基金可以发挥很好的杠杆效应，是个很好的模式。企业应该进一步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清洁能源应该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而不是让纳税者承担额外的负担。
35、世界银行中蒙可持续发展局能源环境处处长卡特·班登指出，减排需要多种途径的融资。首先，要有全球的碳金融市场；其次，要建立气候变化基金，比如有世行或者多边的银行提供融资；第三，要开展双边融资；第四，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合作。
36、麦肯锡伦敦分公司资深董事杰瑞米·奥本海姆指出，要实现控制温度上升2℃以内的目标，需要今后十年每年投资约1000亿到2000亿美元。这种投资是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公共部门，必须依赖于私营部门的投资。而私营投资可能会面临四个方面的风险：碳的价格如何有效确定；管理模式变革；清洁能源投资政策的变化；投资与回报的平衡。
37、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执行副主席佩德罗·巴拉塔指出，当前国际气候谈判处于一个死锁的困境。发达国家的态度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市场，发达国家就没有严格的目标和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是，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严格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就不提供明确的市场。清洁发展机制要作为全球碳市场的一部分进行改革。当前的清洁发展机制没有综合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有很多繁琐的担保程序，将来应该由效率和市场需求来驱动。
38、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指出，实践证明清洁发展机制可以起到少花钱、多办事的作用，起到调动发展中国家积极性的作用，起到调动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实际上只起到一个很小的补充作用，但是，却起到了杠杆作用，使得中国这几年风力发电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这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39、中国光大银行张华宇副行长提出了“一种理念”、“两项机制”、“三大市场”、“四类服务”的主张。“一种理念”，即碳金融以推动产业发展、提高经济实体竞争力为目标，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两项机制”，是要建立有效市场监管机制和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三大市场”，主要包括低碳企业、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三类企业市场。“四类服务”，目前主要有信贷、信托、证券和低碳产权交易等四类碳金融服务。
40、龙源电力集团公司谢长军总经理认为，碳金融市场是新能源的助推器。目前，国外的风电设备占比很小，国内设备和国外相比没有大的差别。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技术上由于风电的间歇性使电网受限；二是风电设备质量还有待检验；三是人才比较缺乏。
41、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总裁詹姆斯·卡梅伦指出，碳金融就是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机会和办法，把金融工具和手段应用到减少排放方面，并需要创造一种持续的关系。此次金融危机也给碳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不确定性。中国具有高的储蓄率，发展碳金融，创新政策和融资工具可以把储蓄转化为新能源投资。
42、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总监金·卡斯滕森认为，中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没有足够资源，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值1/3和1/4，目前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较低。中国不仅要提高人的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同时还要提高适应能力。能力建设不仅要考虑技术，更重要的是有效利用技术。金·卡斯滕森认为，重点应放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政策和治理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法律体系必须具有权威性，政策必须有连贯性，治理手段必须具有有效性。第二，劳动技能是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要采取一种统筹方法，确保我们不仅有顶尖的科学家，同时也要保证在工厂工作的普通技术工人也有非常好的技能。第三，系统整合与协同也非常重要。
43、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持相反观点（金·卡斯滕森）。他根据该研究所的评价模型，比较了各国能力影响因素，包含立法、经济政策、税收、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可再生能源、核电、公民意识、减排效果等给出总体评价。通过定量分析，给出打分：中国4.5分，日本4分，英国3.5分，美国3.5分。打分结果显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
44、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认为，应加强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对应对气候变化急迫性的认知能力；需要教育、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负起责任，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习惯。二是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引导企业走低碳经济之路，通过税收、信贷政策支持节能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同时对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进行严格限制。中国政府采取“铁腕”政策落实“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值得肯定。三是开展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做出自己的努力。世界银行应该在转让技术上发挥积极作用。四是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五是加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媒体的对话与交流。
45、农业发展和水资源保护是两个热门话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而达认为，到2020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新增1000亿斤粮食的能源需求；二是面对气候变化，中国已经承诺自主减排目标。建议采取六个步骤，建立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框架。第一，确定气候变化风险，即现在、未来变化趋势风险；第二，气候变化整合发展目标；第三，识别潜在技术；第四，对措施进行优化评估；第五，对措施进行实施；第六，进行监测与评估。
46、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办公室淡水气候适应主任约翰·马修认为，水对于适应气候变化是关键。有关水的问题主要是水的管理。从全球观点看，又归结到水资源的基础设施上。
维多利·普罗迪指出，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人类无休止的利用资源、能源，从而产生各种污染，影响人类健康，促使全球变暖，造成气候变化。面对挑战，人类应推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多样化；建立简单、普适的制度，持续性减少化石燃料；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资金使用需要有效地利用和监管；要确立一个更加公平的责任分担机制。为此，需要基于公平和公正达成全球共识，以实现“气候正义”。国际合作中，要适应多极化形势，改革国际组织，重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等的职责。应对气候变化要完成三个历史性的转变：一是能源构成，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变；二是管理方式，从具体部门的管理向整体上的系统管理转变；三是思想认识，对环保的态度从漠视到尊重文明、尊重自然的转变。
六个分论坛的代表逐一进行了汇报发言。分论坛一的代表指出，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下位概念，包括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两种形态。要完善绿色法规，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创新绿色技术，提高人们生产、消费的绿色意识。国际合作中，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体系。分论坛二的代表认为，国际合作应尽快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国际合作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适应能力，建立长效机制。分论坛三的代表表示，发展绿色经济机会与挑战并存。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应联手应对。政府应颁布政策、法规，加大科技投入，制定标准和规范，引导社会培养健康节约型的生活方式。分论坛四的代表表示，解决能源短缺需要技术突破，但存在技术、经济、系统是否兼容的问题。国际合作中，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平等互利，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加强南南合作，优势互补。分论坛五的代表介绍了该论坛有关碳价格、资本市场、政策环境、监管手段等方面的讨论情况，特别是能效标准、清洁能源投资、环境融资等问题。分论坛六的代表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紧迫，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普通人等都要参与进来，在各个层面尽快展开，要增加科技投资，提高公众意识。
王春正同志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此次会议达成的共识，对于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有很大推动作用，对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坎昆会议能否取得成功会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收获主要有三点：
（一）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成为会议共识。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球共同利益，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充分沟通，加强合作。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二）努力把共识变成推动绿色发展的动力。各国政府、企业需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会议所形成的共识和提出的建议变成政府决策和社会参与，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实现绿色发展，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三）积极发挥智库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此次会议是国际知名智库的一次盛会，是用国际思维讨论全球性议题的新实践。
会议代表纷纷表示，此次会议，为各国政界、学界、企业界等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达成共识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国际合作中，应继续发挥智库的交流、沟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