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地，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政策和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4月初，在“内陆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估研究课题审议会”的会议间歇，周大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整个交谈过程中，这位年近七旬的专家不仅睿智幽默，更流露出对中国核电的支持，以及对内陆核电的信心。
此前，有媒体问及中国新能源十年来最大的成就时，他就曾第一个提到了核电。在他看来，核电在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核电对中国来讲是战略必争的能源支柱之一。
核电需要客观的安全评价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质疑，甚至形成了一些人“谈核色变”的恐慌心理，更使我国核电事业一度遭遇寒冬。
在采访中，谈及核电是否清洁安全，周大地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发展核电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供应，二是考虑能源供应的安全和清洁。核电是清洁的，这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国的核电技术和建设标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只要按这样的高标准稳步推进，我国的核电也是非常安全的。”
“在世界核电发展的这五十多年历程中，仅出现了美国三里岛、苏联切尔诺贝利、日本福岛这三次影响比较大的核电事故。美国在三里岛事故中进行了预防式人员疏散，但工程安全屏障启动了非常有效的自动防护措施，业内一致认为三里岛事故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有资料显示，在1979年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厂事故后，对三里岛核电厂附近80公里内的公众进行检测时发现，平均每人受到的辐射剂量低于全年天然本底的百分之一。切尔诺贝利事故联合国组织的历时20年的正式调查结论是可以归结为事故辐射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包括以后可以归因事故辐射产生的甲状腺癌症死亡）一共不到50人，而福岛事故没有人因辐射致病或死亡。
“事实上，因其他能源引起的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天天都在发生，但很多人却习以为常甚至麻痹了。以煤矿事故为例，每年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几十次严重事故，每次事故的死亡人数，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传统化石能源在开采加工过程中也存在安全风险，以及对地质结构、空气质量、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引发的人体健康等种种问题。大家往往司空见惯地认为，这些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安全的，对各种安全风险缺乏科学的认识。”周大地提到了国际上实际发生过的一系列大型矿难、油气管道爆炸、石油泄漏、石化加工生产等诸多事故，其中一次死亡少则数十人，多的一次死亡竟达几千人，还有数万人终身残疾（印度泊帕尔化工厂的毒物泄漏事件）。
因此，“安全和不安全是比较而言的，各种能源都存在安全评价的问题。对比其他类型能源的安全事故，核电事故的发生频次及人员伤亡相对是极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核电不仅是清洁的、也是安全的。对中国而言，核电是不可或缺的低碳能源。”
希望核电可贡献一次能源的15%以上
美国是目前世界核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美国萨默尔核电厂2号机组于2013年3月11日开始建设，底板混凝土浇筑成功，显示出政府在福岛后继续发展核电的坚定信心。目前美国的核能发电量仍占全国电力总需求的16%左右。法国作为核电占比最高的国家，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电力总量的78%。而目前中国核电仅占全国发电总量的不到2%，实际贡献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如何理解2%的比例呢？
周大地首先谈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政治考虑。“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核电普遍比例低？长期以来，工业化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在核电技术上有所垄断，核电不仅在初期投资和技术要求方面比较高，而且进入门槛越来越高，不但有技术门槛，还有政治门槛。很多发展中国家想发展核电，但力不从心。尤其是西方国家强烈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伊朗发展核设施，其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
目前，中国面临着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环境污染的多重压力，这种情况下，核电可以在一次能源供应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谈到核电的发展潜力时，周大地作出了大胆的设想，“如果我国核电能够保持稳定良性的发展，未来应该可以贡献一次能源的15%以上，假如我国的核电能实现装机4亿千瓦的长期目标，就相当于取代近9亿多吨的标煤。目前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是36亿吨，如果核电能替代这其中的1/4,对解决环境污染、空气质量等问题意义重大。”
那么，对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核电在替代化石能源方面还有哪些优势呢？周大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可再生能源供给方面，风能、太阳能的规模算比较大的。目前，我们开发了6000多万千瓦的风电，就已经遇到了电网接纳能力方面的问题。今后如果能够成功实现10亿千瓦风电的上网，也大概只能替代6亿吨标煤。风电要实现10亿千瓦装机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中国的太阳能发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目前的总量大约只有三四百万千瓦，暂且不说这三四百万千瓦与10亿千瓦的距离，即便太阳能做到10亿千瓦，也只能替代不足3亿多吨标煤。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发展必须解决储能和调峰问题，而且还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电能损失。因此，真正从能源贡献的角度来讲，4亿千瓦核电作出的电能贡献，依然比10亿千瓦风电和10亿千瓦太阳能加起来的贡献还要大。”
“从发电成本上来讲，核电的优势更为明显。现在的核电上网价格即使考虑乏燃料后处理及退役的费用成本因素，也已经可以与煤电相竞争。但目前风电和太阳能还需要政府补贴，如果将调峰和储能的情况考虑进来的话，将比现在的价格还要高。”将核电与风电、太阳能进行了比对后，周大地摊开手笑着说：“核电比其他新能源经济，又比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安全，这么好的东西，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搞呢？”
中国内陆核电属国际高标准
“绝对高标准！”谈到我国内陆核电的设计水平和安全性，周大地满怀信心。
他用一个幽默的例子，谈了自己对中国内陆核电安全保障的看法。“比如说我的车掉进百米深的沟里，谁能要求车子必须摔不坏？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把路修好，小心驾驶。尽管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但不能说核电技术本身就是不安全的。造成福岛发生事故的一些外部因素都是核电技术以外的因素。所以，我们要考虑并预防各种外部因素，设置世界上最严格的安全标准。在某些方面，我国采取的标准比国外部分新建电站的要求还要严格。中国规划的内陆核电项目，要比美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内陆核电技术更安全、更有保障。国外很多内陆核电，即使运行了几十年的，目前仍可继续安全平稳运行。”
“有人说中国人即使有先进技术也不一定能管理运行好，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实现世界第一了。一些高技术只要我们认真做也可以做出来，天上飞着我们自己的卫星和航天飞船，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内陆核电的问题首先要讲科学，在方法论上达成一致，不能跟着舆论随波逐流。安全不安全、先进不先进，都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价，不能凭感觉，要针对关键性问题一一对照，这次内陆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估的课题研究就是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谈起当天参加的内陆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估审议会，周大地对这种科学的研究表示了支持和赞赏。
关于沿海核电与内陆核电所面临的不同境遇，周大地认为二者之间不应该有重大区别。“现在很多人对内陆核电有所担忧，其实，沿海、内陆不应该有重大的区别，尤其不应该说沿海的比内陆的更安全，或者说发生问题时沿海就不重要，我认为这个判断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当然，在统一的标准下，还应根据不同的水文条件、地址环境等区域差异对选址、冷却等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未经过具体分析就一概而论地说内陆如何、沿海如何，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科学地进行政策引导和公众沟通
近年来，各地“恐核症”现象不断出现。究其原因，既缺少知识普及型的宣传，也缺乏针对不同知识结构的公众进行差异化沟通，也与宏观层面的调整有些关系。
关于核电的公众沟通，周大地认为：首先，科学家、专家学者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盲目跟风国外舆论，或迎合某些利益群体的偏好，应该保持客观的科学精神。其次，媒体的报道也要尊重科学，不能为了抓眼球随意片面夸张，形成误导。西方新闻界有个说法是“没有坏消息就是没有消息”，我们不能也这样搞舆论宣传。“例如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广播那样，在报道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连篇累牍，而后来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则一带而过，以至其忠实观众很久都不明真相。”媒体宣传也必须讲科学性，对人民对国家真正负责。
政策的稳定和延续对我国内陆核电发展至关重要，在谈到核电政策时，周大地明确提出：宏观层面针对具有比较复杂的科学性内容的问题制定政策前，有必要组织科学、系统的专业论证。“我个人认为制定政策前关注公众反馈是有必要的，但前提是公众层面是否具有科学的认识，如果公众的反馈中缺少科学认识，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尊重科学和客观实际。涉及科学技术层面的宏观决策，需要先从科学技术层面得到论证，再上升到宏观政策层面加以贯彻。以福岛事故发生后为例，在没有经过相关科学技术界作出评估时，宏观层面马上决定停止审批新项目，我个人认为这种决策过程本身就可能不够科学。”
周大地用美国核电的审批举例说，美国关于核电安全问题的相关政策，就是先由核管会进行专业评估提出具体意见后才进行政治方面的决策表态的。
关于“十二五”期间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的有关决定，周大地认为：“关于内陆核电，可以有反对的声音，但若要制定政策，需要有科学的依据。核电项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躲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用系统科学的讨论和专业研究，才能消除误解，统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