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东京５月２５日电 新闻调查：福岛核事故受害者求助无门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饭馆村，距福岛核电站约４０公里。记者驱车来到这里，眼前几乎是恐怖电影里的“鬼城”：人迹寥寥、杂草丛生、污水遍地，只有乌鸦的叫声偶尔刺破寂静。
日本摄影家飞田晋秀３０多次深入灾区，用镜头记录这一幅幅景象，镜头后的他时常潸然泪下，但更多时候，他感到的是“怒火中烧”。
让飞田愤怒的是，他亲眼目睹核事故后罹患甲状腺癌的灾民承受着痛苦与孤独，却求助无门。为此，飞田与朋友们一起，共同发起了“３·１１甲状腺癌家族会”。
灾民孤立无援
“在福岛，甲状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着痛苦与孤独，他们无法将孩子的病情向亲友诉说，也不想跟孩子说核辐射的事，”飞田说，“因为担心遭受各种外来压力，家长们不愿也不敢公开自己姓名。”
２０１５年６月，飞田在福岛遇到一名患甲状腺癌的女孩。核事故发生时，她正在学校参加毕业典礼。事故发生后３天内，她呆在家里没有出门，后来为订制高中校服随母亲去商场，因故在商场外等了三四十分钟，当时两人都没戴口罩。
她高二体检时，发现甲状腺检测结果异常，随后确诊为甲状腺癌。高三暑假时，接受手术切除了右侧甲状腺和部分淋巴。大学入学体检中再次出现异常，随后发现是甲状腺癌复发。当年１０月，她退学接受手术，摘除了全部甲状腺。
她说，成为一名设计师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没能实现这一梦想十分不甘。而让她父母更加愤懑的是，孩子身上发生的悲剧至今无人负责，他们被告知这与福岛核事故没有因果关系。
与这名女孩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据统计，截至今年２月，福岛县共有１６６名青少年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或疑似甲状腺癌，其中１１６人进行了手术，手术患者中又有几名被确诊癌细胞转移。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等人２０１５年在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受福岛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影响，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０倍到５０倍。
可是，今年２月１５日，福岛县政府和福岛大学公布分析结果，拒不承认核事故与甲状腺癌病发之间存在联系。
“目前日本政府没有任何针对灾区儿童健康问题的对策，”飞田说，希望日本政府能汲取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舆论避重就轻
在饭馆村，记者看见两名身着工作服、手持辐射测量仪的工作人员在农田里工作。当记者接近时，他们其中一人警觉地收起了仪器，另一人则走过来让我们尽快离开。
工作人员的敏感反应，与记者在灾区的其他见闻一样，都给人感觉这里似乎有颇多“秘密”。
同样奇怪的是，在关系民众健康的这一重大事件当中，发达的日本媒体居然“不约而同”选择沉默，而对于同为７级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媒体却持续报道。
日本民间团体“切尔诺贝利受害调查与救援女性网络”事务局长吉田由布子，比较了日媒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的不同报道姿态。她指出，过去３０年来，日本主流媒体持续关注和调查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切尔诺贝利再获日媒关注，但几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体在以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采访经验基础上，对福岛核事故的健康危害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
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存在类似气氛。津田敏秀等人在《流行病学》发表的那篇论文，至今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岛县的重视，反而招致反驳和批评。
政府逃避责任
“国家的遗忘意愿”——法国《世界报》３月的一篇相关评论，给日本政府应对核事故的“心思”做了总结。
人们希望灾难那一页尽快翻篇，但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什么样的出发点去处理善后。
日本儿科医生、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顾问黑部信一曾走访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疗养设施。他指出：“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３０年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大。”
在灾区的实地采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农田里摆放的黑色口袋。这些口袋里装的都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垃圾。有些地方，这样的口袋就像堡垒一样堆放着，难以计数。然而，处理这些核污染垃圾的设施数量至今还远远不够。
除了核污染垃圾处理厂，黑部介绍说，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后建成的相关疗养机构过少。“哪怕只在疗养所疗养４周，体内放射性物质铯的水平也会降低３０％，可见疗养设施对于受害者恢复健康十分重要。”
黑部同时指出，本地的低收入者因为买不起外来的无辐射农副产品，也无力送孩子去疗养所进行相关治疗，更容易受核辐射威胁。“他们本来应该向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但就现状而言，政府和相关机构都不愿意制定对它们自己不利的政策。”
日本民间环保组织“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理事满田夏花则对日本政府加速福岛核灾民返乡的新政策非常不安。
核事故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责稀里糊涂，辐射风险居高不下，就让灾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乡？满田夏花愤怒地说：“政府打着灾后复兴的旗号，实际干的事却是抛弃核灾民，试图封杀健康风险的真相。”（执笔记者刘石磊，参与记者刘秀玲、华义、刘天、张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