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爆发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是人类六十多年核电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自事故发生以来，核污水问题、对核反应堆的报废以及除染工程等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安倍政权的态度是未来核事故处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福岛这个当前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最需要关注之“岛”的态度，已成为考验日本是不是“负责任国家”的重要试金石。

自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爆发至今，已五年有余。面对这场21世纪的“海上切尔诺贝利”，日本政府及当事企业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先是低估严峻形势，设计了一套完全不能有效控制局面的事故处理方案，致使核泄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加深，次生事故接连发生。2012年年底自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并在次年助推东京取得了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安倍政权希望借奥运之光再次提升日本国运、激发内部活力，向世界展示一个并未沦为“二流国家”的“强大日本”，誓言以“东京奥运”带领灾区走向复兴。然而，由于福岛核事故处理的巨大难度、日本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更由于安倍内阁对核事故处理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的做法，目前可以确定地说，福岛核事故即使到2020年仍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事故对当地民众生命安全及周边生态构成的严重威胁将长期存在，相关状况值得密切关注。

核污水问题已长期化

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为避免温度升高核燃料棒发生爆炸，事故现场的工作人员只能不停注水以冷却已经熔化的堆芯，因此源源不断产生的大量核污水成了处理事故的头号难题。2016年3月10日，日本内阁举行复兴推进工作联合会议。对于福岛核事故处理，安倍表示，“今后国家仍将坚持在一线，为反应堆报废及处理核污水问题全力以赴”，并称要加紧建设过渡性贮存设施，收集福岛核事故去污作业中产生的核污染废弃物。应该说，安倍比起2013年9月东京申奥时公然谎称“核污水问题已得到控制”，他的此番表态还算实在，也透露了福岛核事故处理现状的三点信息：一是处理核污水的工作还需继续，二是核反应堆报废工作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三是清除核污染遇到了困难。

2013年9月24日，也就是东京申奥成功之后仅半个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贾茨科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针对安倍对国际奥委会的表态指出，“虽然现场正在努力，但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特别是对地下水的污染无法控制，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减轻损害的影响”。福岛核污水问题的解决难度可见一斑。福岛核事故现场的核污水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是地下水流经反应堆下方受污染后形成的核污水。由于当年设计选址失误，日本阿武隈山系的地下水脉恰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厂房正下方流过，核事故发生后每天约有300-400吨地下水流经核电站厂房下方受到污染。二是为三个发生堆芯熔毁的反应堆注水降温产生的核污水。三是从爆裂的核电机组基底渗透到海洋的核污水。目前在福岛核灾现场，东电每天都需要处理几百吨由于上述各种情况形成的核污水。

日本政府2013年9月出手后，福岛核污水的治理工作有所改进，但远未得到有效控制。2015年，日本政府及东电集中力量开展两项治理核污水重点工作，一是修建“冻土墙”，希望通过冻结核反应堆厂房周边土层，将地下水与损毁的核电机组隔开；二是试图用“多核素去除设备”净化核污水。2016年6月，“冻土墙”工程完工。但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此前进行的第一轮测试中，流入反应堆厂房的地下水量并未明显下降。之后虽然采取了浇筑水泥等补救措施，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7月19日，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召开专家会议论证，确认“冻土墙”缝隙过多，无法对地下水形成有效阻隔。这意味着耗资350亿日元，被看作治理核污水最后王牌的“冻土墙”工程事实上已经失败，治理核污水由此成为长期化问题。

同样，核污水净化工程也无果而终。2014年年底，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建议在2017年以后把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的达标水排放入海，以达到减少和控制核污水总量的目标。这样一来，核污水净化设备能否有效工作，使净化处理的核污水达到排放标准，以及标准如何设定等，都成了关键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虽然经过几年的持续摸索和改进，但是“多核素去除设备” 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净化效果，尤其是无法去除放射性氚，这等于也已宣布此路不通。

为缓解日益增加的贮存压力，日本又试图在2017年后把核污水大规模向海洋排放。2016年5月2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召开专家会议，提出了“使用海水稀释氚，然后向海洋排放”的建议。据该会议的报告推算，按照每天稀释400吨达到6万贝克勒尔/公升标准后的氚污染水的排放进度，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积存的80万吨核污水将在七年的时间内处理完毕。虽然此方法被日本专家评估为成本最低、时间最快，但这意味着将有千万亿贝克勒尔的氚被排放至海洋，相当于福岛核事故发生前东电氚标准排放的400年总量。目前日本官方和东电表态称， 将努力“寻求当地有关人员理解，不会轻易向海洋进行排放”，但考虑到这种巨量核污水对全球海洋特别是太平洋生态的严重污染，排放的决定权显然不应该仅仅限于所谓的“当地有关人员”。

对核反应堆的报废工作束手无策

发生了福岛这样毁灭性的核事故，原有的核电机组必须报废，就是通常所说的“废堆”。2011年年底，日本政府和东电曾经公布福岛核事故反应堆报废的工程进度表。当时的计划是，两年内取出1号至4号反应堆乏燃料池中相对完整的核燃料棒，10年内开始取出1号至3号反应堆内熔毁的核燃料，20—25年完成回收作业，30—40年完成核电站的解体工作。但是，五年多过去了，福岛核事故损毁的核反应堆报废工程进展极其缓慢，大大滞后于原来的计划。

截至2016年7月， 1号至4号反应堆仅完成了4号反应堆乏燃料池燃料棒的转移工作，其他三个反应堆因堆芯熔毁，核辐射剧烈，至今连乏燃料池的瓦砾清理工作都没有完成。以3号反应堆为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事故前3号机组乏燃料池燃料棒为566支，事故后可初步确认的较完整的燃料棒仅有10—20支。原计划于2015年9月前开展瓦砾和核燃料棒的取出工作，两至三个月完成，但由于机组建筑物内的核辐射居高不下，只能采用远程操作，工程几度推迟，只能制定新的工程计划。按照远程操作设备制造商东芝公司列出的时间表，3号反应堆的瓦砾清理和燃料棒取出工作将自2017年4月开始，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

至于取出机组内熔毁了的核燃料，在技术和操作上就更为困难。据估算，三个发生堆芯熔毁的反应堆其熔毁的核燃料总量在600吨左右。2016年7月，初步确定了2号反应堆底部存有约160吨熔毁核物质，1号和3号反应堆熔毁核燃料的位置和量尚未能确定。考虑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安全，以及避免引发舆论的恐慌和炒作，熔毁燃料的取出工作最快也要等到2021年。

2016年7月13日，负责研究反应堆报废技术的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与废堆支援机构，发表了反应堆报废战略计划报告，其中暗示不排除使用“石棺”的方式。消息传出，引发福岛当地政府和居民强烈反对，日本新任经产相世耕弘成随后出面表示，“不考虑石棺方式”。但是，不论主观愿望再怎样坚定和执着，最后也只能服从残酷的现实。如果最终无法取出机组内熔毁的核燃料，日本将不排除建造一座类似切尔诺贝利“石棺”那样的密闭设施，用厚厚的混凝土将损毁的反应堆封存起来。由于福岛核事故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据专家推测，其损毁的反应堆的整个报废工作将超过40年。

除染工程困难重重

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初，日本政府曾提出以“全员返乡”为基本原则的灾区重建方案。但是由于灾区清除核污染的工作难度远远超出想象，灾民“全员返乡”已无可能。除染工作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分工负责，由于工作量巨大，人手有限，进展十分缓慢。以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的11个市町村为例，原计划于2014年3月前完成的除染工作，直到2016年年初还未完成。

此外，这项工作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所谓除染，不过是把被核辐射污染的浅层土壤清理转移，而且仅限于住宅区和附近街道及公共场所，茂密的森林和山地都不在除染范围之内。由于降雨和风吹依然会将附着在森林和山区的核辐射污染物带回，造成二度污染，因此灾区民众根本不相信工程的有效性。自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福岛核电站20公里圈内陆续有五个市町村除染过关，解除了避难警告，但是据《朝日新闻》报道，截至2016年8月初，上述可以归乡的地区居民中，仅有5%的居民选择了回乡。

2016年3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加快福岛核事故灾民返乡进度的新政策。但由此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一面加速除染，一面保证核污染废弃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据估算，福岛县除染工程所产生的核污染废弃物总量将达到2200万立方米。截至2016年3月，已经产生了超过1000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这些受到核污染的土壤被装入集装袋，储存在福岛各地约12.8万处临时存放点。为了推进灾民返乡，需要尽快运走这些核污染废弃物，因此加紧建设过渡性贮存设施迫在眉睫。福岛县的过渡性贮存设施主要设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的大熊町和双叶町，按照核污染废弃物的预计总量计算，将需要征用16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截至2016年2月中旬，这片需征用土地上2365位土地所有者中，仅有50人与政府签订了出让土地的合同。未来如何确保过渡性核污染废弃物贮存设施用地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安倍政权的态度是未来核事故处理的最大挑战

福岛核事故的处理工作之所以大大滞后，固然受事故的严重程度以及人类处理核灾难经验和能力不足所限，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安倍政权对待事故的不诚实、不认真、不负责态度。在核灾难面前，高喊“变革”口号上台的民主党，因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在2012年年底的众议院选举中被赶下了台。一直虎视眈眈的自民党和安倍晋三顺势东山再起。安倍执政后，日本迅速重回民族保守主义老路，一方面以联美抗中的对外强硬政策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以东京奥运、复兴灾区的旗号掩盖福岛核事故深刻严峻的状况。

首先，安倍政权使用各种手段封锁消息，使福岛核事故特别是事故现场的诸多真实情况被屏蔽。2013年年底，日本国会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根据这一法律，包括福岛核事故在内的任何有关日本核问题方面的信息，都能以“国家安全”“特定秘密”的名义被掩盖。2014年12月10日，《特定秘密保护法》正式实施的当天，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同时作出决定：今后福岛核灾现场将不再采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事故评级体系，将不再接受外部评价；在出现情况时，将由委员会进行书面说明。这意味着今后即使发生新的重大核泄漏，事故区域内的居民、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都只能坐等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发表的“书面说明”，然后方可采取包括发布灾情最新信息等相关措施，否则就极可能因涉及《特定秘密保护法》中“安全保障方面的国家秘密”而受到法律制裁。2014年，安倍政权再度加紧新闻管控，对《朝日新闻》这一反核派媒体代表进行围攻“批斗”。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日本主流媒体在核事故问题上集体失语和噤声的倾向愈发明显。

其次，安倍政权任由部分政府机构和东电公司把控福岛核事故相关数据，拒绝日本国内学者和国际科学界对核事故的生态影响和健康危害进行深入调查。在福岛核事故中，由于泄漏的放射性物质80%都进入了海洋，而且至今核污水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其影响远远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对全球生态尤其是海洋生态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铯137总量，保守估计在1万万亿至2万万亿贝克勒尔之间，也有研究者认为高达5万万亿贝克勒尔。放射性铯顺着洋流将在2016年后到达北美，2021年后有些又会回到亚洲东部，2041年后几乎扩散到整个太平洋。

这种放射性污染对海洋鱼类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引起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科学界的普遍担忧。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一手资料和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调查评估，目前关于福岛核事故总体现状、核泄漏真实情况、生态环境变化、去污工作成效、人类健康所受影响等问题，均难以展开严格的科学研究。2016年1月，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曾致函日本政府，对福岛儿童甲状腺癌高发表示“忧虑”，并表示可以作为专家组织参与或支持福岛的相关调查活动，但该请求并未得到日本官方的正面回应。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安倍政权为了向世界展示日本复兴的形象，不顾核事故未能有效控制的严酷事实，只是一味想加快灾民返乡的进程。这种刻意淡化核事故影响的“国家遗忘意愿”，不仅将对日本民众的身心健康带来直接损害，也决定了未来五年日本国际公关宣传“福岛核事故影响有限”的主基调。这些因素，都将在客观上对福岛核事故的解决进程造成不良影响。

2016年是福岛核事故五周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十周年。核事故没有国界，每一次核事故的后果都会影响整个世界，影响几代人。面对福岛核事故引发的综合危机，日本责无旁贷应该承担起对本国国民、对邻国和人类的生态责任，更加及时透明地公开核泄漏危害的演变情况，敞开胸怀接受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帮助。对于福岛这个当前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最需要关注之“岛”的态度，已成为考验日本是不是“负责任国家”的重要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