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总投资800亿元、设计装机容量600万千瓦的福建宁德核电站（转载注：此处应为福清核电站），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开工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约267.6亿元，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40亿千瓦时。经估算，政府计划发展核电，在2020年前投入至少4000亿元。

福建宁德核电站（转载注：此处应为福清核电站）是国家批准的第九个核电项目。一系列核电项目的报批进入冲刺阶段，随着国家刺激经济政策，还有一些核电项目马上会得到批准。可以说，中国的核电投资正在形成高潮，发展将进一步提速。

　　本世纪的中国能源安全应该是政府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石油储备只是狭义的能源安全，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应当是以合理价格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供给稳定性，以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不构成威胁的能源使用安全性。概念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节能减排的需要，要求能源安全框架应当能从总体上反映能源、环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能源安全，以及管理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证能源安全，需要优化能源结构和环境保护。核电发展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重大意义。核电可以优化能源结构，避免将来煤炭过多依靠国际市场；核电发展可以部分解决中国的能源运输问题；而且，核电发展还是电力行业减排的一个主要环节。

　　自从1954年人类首次开始利用核能发电到现在，全球核电无论在装机与效率，还是在技术与安全性，甚至在民众对核电的认识与态度上，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2007年，全球核电总装机为3.75亿千瓦，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的9.6%。全球目前共有439个核电机组在31个国家或地区运行。全球核电发电总量增长迅速，从1965年的257亿千瓦时上升到2007年的27489亿千瓦时，42年增长了107倍。2007欧洲占全球44.3%的核电发电量，北美洲为34.7%，亚太地区为19.9%。按国家来划分，美国、法国与日本三个国家的核电发电量占全球核电发电量的一半以上，达到57%。

　　在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出于对核电事故、放射性废料以及核扩散的担心，全球反核运动达到高潮，核电事业发展受到巨大影响。但反核运动却同时促进了某些发达国家(如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

　　自1991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并网发电以来，中国有6座核电站共11台机组先后投入商业运行，8台机组在建。截至2007年底，中国核电装机运行容量已达906.8万千瓦，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3%。核电总发电量628.6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9%。从中国现阶段的核电分布情况看，目前运行的11台机组，分别位于江苏、浙江、广东三个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从效率与安全性上看，中国核电机组的能力因子、非计划自动停堆次数与运行事件数量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的核电站运行的安全情况良好。

　　中国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已明确将核电发展战略由“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6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的目标。相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的核电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核电发展的规划规模和时间都将略超。从1980到1990年，美国发展了4782千瓦核电，日本1381千瓦，法国3810千瓦。相比之下，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达到6000万千瓦的目标具有可行性，还有12年的时间去发展5093千瓦核电。中国的“后发展”还应该有技术成熟程度和工程建设进度上的优势。而且，由于核电的”核电好，但是不要建在家门口”的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国更有速度上的优势。

　　但是，作为国家的核电战略，不能仅有“积极发展”，还必须加上“谨慎发展”。

　　首先，谨慎的意义来自于投资速度。核电建设目前由比较专业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以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主导投资建设，其它大发电集团也都正在积极参与。虽然对于民营资本、外资都没有限制，但是，民营和外资短期内不可能进入核电开发项目。地方政府出于种种原因，按媒体的说法，为争夺核电项目而拼得“头破血流”。出于刺激经济，缓解能源压力，节能减排等等，地方争上项目可以理解。但是，与先前的火电一样，各地争夺核电项目也有“圈地”之嫌，因为核电开发能够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对于国企来说，市场份额常常比效率可能更重要，就不会客气了。有这么多一心一意想“做大”的电力国企和热情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必须控制核电投资。但是，能否有效控制，取决于是否缺电、缺煤和节能减排压力，以及其它宏观因素。中国惊人的火电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电力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只要中央政府有“积极发展”的态度，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一定会大大超过6000万千瓦的目标；即使中央政府“谨慎发展”，核电也会超过这一目标。如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大大压缩了中国的电力需求，我猜到2020年核电装机一定会超过1亿。

　　其次，谨慎的意义在于核电燃料的供应问题。这可能成为限制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继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按《规划》的核电装机6000万千瓦，2020年对天然铀的需求将达到11250公吨。除非技术上突破，累计从2008年到2020年，按《规划》发展核电可能需要消费天然铀76518公吨。除非重大发现，中国自身天然铀储量有限，仅有68000公吨，加上原料库存和资源二次循环利用，自身的资源勉强能够满足《规划》的目标。而铀矿的贸易严格受IAEA的监控，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铀矿需要涉及政治、军事等更加复杂的国际关系。因此，中国核电发展必须考虑资源的瓶颈，首先保证充足通畅的燃料，才能考虑进一步的扩大装机。核电原料价格因素必须考虑。物以稀为贵，如果全球各国都积极发展核电，如果对燃料需求速度增长过快，必然影响国际价格。

　　据估计，2007年全球已知天然铀经济可采储量为546.9万吨，这一数量仅可供全世界现有规模核电站(即3.75亿千瓦装机)使用约一百年。这是一个静态数据，如果全球核电模核增加一倍，就只够使用50年。全球铀资源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每年产量约为40000公吨，仅能够满足全球核电机组发电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全球核燃料的供需存在结构失衡，主要的消费国除俄罗斯以外，如美国、日本、法国、韩国与德国等，并不是主要原料生产国。这一种状况可能会引起原料供应的不稳定与价格的波动。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中国和印度，目前的需求还很低，而且两国的铀储备都很小。如果这两个国家启动加快发展核电计划，对世界核原料的供需格局必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从2004年，国际铀价开始上涨，在2007年5月一度冲破125美元，3年时间上涨了约12倍。尽管近期国际铀价已经回落到每磅60美元左右，但随着未来国际潜在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全球主要铀矿生产商一定会垄断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不会改变。如果中国的核电发展不可避免，那么，现在也应该是考虑核资源的瓶颈的一个好时机。

　　再次，谨慎的意义与环境保护相关。核废料的处置问题，也是影响核电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按《规划》发展到2020年，核电发电量达到全球13%，也意味着年产生核废料的比例也将达到13%。累积从2008到2020年的13年间，产生中低放废料47600立方米，高放废料将达12900吨。中国目前只有两个中低放废料处置场，高放废料处置实验室要到2020年才建成，而建设高放废料的最终处置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核电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考虑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保证核电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时进行。

　　第四，谨慎的意义涉及核电安全。核电的安全问题，只要一个出问题，整个核电发展将受阻，是一个最典型的个体影响全局的行业。选址问题是核电站建设可行性的关键。一项完整的核电站选址评估工作，需要综合考虑电力需求、人口密度、水文地质等问题，至少要历经数年时间。核电站建设还需要完善核电事故处理的规范与法律。另外，核电站的选址工作需要科学、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不能让中国政治体制建设速度上的优势成为安全问题。此外，核电人才的短缺也可能是核电发展速度的约束。

中国显然迫切需要发展核电，但核电站的发展和速度需要谨慎。未来中国核电发展将面临很多障碍，如燃料供应、废料处理、选址安全等等。而这些表明了核电的发展不仅仅是能源和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与政治层面，因此发展的速度不能过急，应该考虑到各层面关系的平衡，这就是又好又快的理念。（林伯强）



新闻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