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内陆核电重启的信号再度变强。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技术部主任杨波日前透露，作为中国首批内陆核电站之一的桃花江核电站项目前期“公众沟通”工作顺利通过同行评估。

据报道，这是中国内陆核电“公众沟通”工作首次接受同行评估，也是中国首次针对核电站项目前期的“公众沟通”工作进行权威评估，意味着中国核电建设的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那么，在能源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大背景下，毁誉参半的核电将何去何从？后福岛时代，怎样的技术保障才能让公众高枕无忧？核电安全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诘问。

核电大国的管理之困

“十一五”以来，我国核电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今年10月末，我国共新建机组40台，其中建成投产或年内有望投产的18台、在建22台。新投产机组数和在建机组数均名列世界首位，总装机容量将超过2800万千瓦，进入全球在运核电容量前四位。

“我国正迈入核电大国行列。”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介绍，随着新机组的陆续投产，核电发电量占比逐步提升，今年1～9月核电累计发电量为1242.64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2.96%，比2014年同期上升30.7%。

然而，核电大国身份的背后，却隐含着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在统筹发展与自主创新之间，目前是存在矛盾的。”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核能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上，环保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主任俞军指出，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法律等顶层设计的缺失。“尽管原子能法与核安全法已起草30多年，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仍未问世。”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则从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在放射性废物管理上，目前只有一个《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很多标准规定沿用的还是上世纪的内容，这与我国当前的核电发展是不相称的。”

而在废物处置场环节，“我国到现在也基本没什么大动作。国外对于处置场的要求是安全全过程系统分析，我们现在连概念都没有。”潘自强无奈地说。

此外，在管理与人才上也存在着尴尬的局面。“产学研不能一体化，各个组织之间各自为政，包括各大公司也是如此。”俞军指出，在核电的业主管理、工程承包、研发设计、监督管理等方面，合格人员都极其短缺。

后福岛时代下的核电

近年来，核电安全之所以备受关注，与震惊全球的福岛核事故关联最大。

“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对人和环境的辐射影响是有限的。”潘自强认为，引发福岛事故的原因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我们的核电厂抗震能力较强，内陆厂址具备较为稳定的地质结构，基本可以排除大规模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看来，福岛核事故并非是对现役核电技术的全盘否定。“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事故的全过程，把经过事故考验后的成熟技术传承下去，把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排除掉，以进一步提高核电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尽管如此，福岛核事故仍对核电厂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社会也因此对未来核电安全达成了新共识。

“这里面包括需要考虑到极端自然条件和人为外部事件及其可能的组合。”俞军指出，核电厂的设计、建造和运行应以防止事故为目标，一旦发生事故，能缓解其后果，并避免场外放射性污染。

“从今年8月起，日本正逐步重启核反应堆电站。”据日本原子力学会副会长上坂充透露，日本原子能规制厅已开始执行在修订核监管法案中新规定的核监管系统。

比如，将严重事故纳入监管考虑，在法律上要求许可证持有者确保掌握严重事故的预防缓解措施。对现有装置的安全问题，监管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对已取证的核装置，采用新的技术要求成为一项法律义务。

大纵深并非不二法门

福岛核事故已成为公众心中的一道梦魇，那么无限制提高安全防御纵深又会将核电带向何方？

“无限制增强纵深防御将会带来很多新问题，这不仅会增加核电成本，降低核电竞争力，还会让人类所创造的最复杂工业系统之一的核电更加复杂化，其结果很可能是‘推舟于陆，劳而无功’。”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吴宜灿如是说。

在吴宜灿看来，革新型反应堆技术才是最终发展出路。

“先进反应堆最初就将‘简单化’视为重点。”吴宜灿表示，先进反应堆将采用非动能技术和自然法则，给设计“瘦身”。比如，可以依靠重力、自然对流、蒸发、冷凝等自然现象来简化设计，减少人为干预，从而降低人为失误的风险，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节省成本。

除了技术手段的保障，社会层面的认知也极其关键。“三大核电事故对核电的影响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核电的安全目标需要回归社会。”吴宜灿说。

“很多老百姓支持核电发展，但一听说要建在自己家门口就反对了。”吴宜灿认为，面临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更好地普及核安全知识，还需要在核能发展的“铁三角”之外建立具有桥梁性质的第三方机构，从而提高工业界、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度。（李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