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其核心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取代当前以化石能源为支柱的传统能源体系，以应对地球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和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能因其清洁、高效、安全等特点，无一例外地成为助推这场变革的生力军。而中国核电又将在其间发出怎样的声音，扮演怎样的角色？5月14日，中国核能界将目光齐聚在每年一度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和每两年一度的第四届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能源生产革命与中国核电”首度登上中国核能议题界的主席台，鼓呼与辩论于此汇聚，激荡与反思于此交融。

核电，全球能源变革中的“过河卒”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机以来，仅仅依靠地球上的化石能源资源将不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已成全球共识。“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进一步推进全球能源体系的变革已成当务之急。”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如是说。他用数据解释了“急”之原因：到2020年尚有50亿～100亿tCO2e的减排缺口，到2030年全球排放还会比2010年增长约30%。按此趋势到本世纪末的温升将达到3.7℃～4.8℃,会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变革正以不挡之势席卷全球：2012年与2007年相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4.1%,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12.5%和9%；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硬指标”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抢占传统化石能源的空间，开启了世界能源生产变革的新局面。作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核电发展注定要成为全球能源变革棋盘中“过河”的“卒子”。

虽然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少数国家采取了弃核政策，但美国、俄罗斯等具有核能技术优势的国家仍坚持继续发展核能的方针，不仅重视核能在能源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更注重保持和开发其技术竞争优势，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并保持和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解释其核能战略时突出了两点：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二是强调美国不能失去其核能技术在全球的领先优势。

而纵观我国国内，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原副司长陈飞如是描述我国能源资源现状：我国人均资源水平较低，煤炭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9%，石油只占6%，天然气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能源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近60%，天然气超过30%，其运输通道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能源供应安全保障面临新的挑战。陈飞认为，在化挑战为机遇、保供应的征程中，核电发展应“使上力”。

同时，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时期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的能源开发生产方式，对我国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多地区雾霾天气频度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燃煤电厂是主要污染源之一。“因此，作为主要清洁替代能源之一的核电，在这场‘去煤除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成必然之势。”叶奇蓁院士略带激昂地说道。

更安全是核能发展的“唯一选择”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发展与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的中国核安全观。不到一个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其中将核安全置于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其他10个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其作为非传统安全，对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政治安全都有重要影响。要保证国家安全，必须确保核安全。4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家能源委首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

核安全无小事。如果说发展核电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那么确保核安全是战略选择中的“唯一选择”。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在年会上向与会人员介绍了2013年我国在役核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情况：“按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规定的性能指标对照，在全球400余台运行机组中，我国在役核电机组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部分机组和安全指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他报告了在役、在建核电机组安全改进的有关情况：“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核安全局对运行核电厂提出了10项安全改进要求，到2013年底，除1项长期研究项目正在顺利推进外，其他项目全部实施完成……对在建核电厂提出的14项安全改进要求，首次装料的核电机组均在装料前全部实施，其他在建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

国家核安全局总工程师刘华认为，福岛核事故后，我国核安全水平大幅提高，但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他从政府监管层面，提出了下一步推进核安全建设的“六大利器”：推动核安全立法；坚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不动摇；强化核安全监管；推动放射性废物治理，加快早期核设施退役和污染治理工程；创新公众沟通方式，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加强能力建设，落实核安全规划等。多位院士、专家的报告主题都以“安全”作为关键词，认为确保核安全除了确保核本身的安全以外，关键还要确保消除公众对核安全的疑虑。郑健超院士指出，要消除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认识误区，比如二代核电不安全，三代核电才安全；非能动系统比能能动系统安全等。大亚湾核电厂原厂长濮继龙则如是解释核安全：“安全，就是我们采用的一切技术与管理措施，确保环境与公众免遭过量放射性的伤害。”此次论坛上，核安全被赋予了新的诠释：公众觉得放心的，就是安全的；公众不接受的，就是不安全的。安全标准始终是相对的，其底线就是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程度。

核安全无疆界。作为此次论坛邀请的10位演讲嘉宾中的唯一一名外国专家，法国电力公司亚太副总裁普罗内与参会人员分享了法国内陆核电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经验和做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核安全以及公众接受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为是核电发展两大主要顾虑因素的想法与国内专家、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还详细论述了法国内陆核电站与滨海核电站在核安全方面的一般性比较，介绍说二者没有显著区别，在选址上均参照四方面准则：技术性（以确保在合理成本下的技术能力）、核安全性（以覆盖所有法规要求）、环境性（以确保对各类影响的把控）和社会性（以最小化对地区活动的干扰），为我国内陆核电的安全建造、运行提供了“范本”。

“核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安全。”国防科工局系统二司副司长吕晓明强调，核能发展，没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

用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

此次论坛上，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王亮方结合湖南经济能源发展情况和环境资源压力分析，认为核电是湖南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湖北、江西等缺少一次能源的内陆省份强烈希望尽早启动内陆核电发展的共同心声。叶奇蓁院士指出，我国发展核电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与“裹足不前”的发展现状存在一定矛盾。张华祝说：“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要实现这个目标，仍有诸多现实矛盾亟待化解。”如何化解？ 叶奇蓁院士建议“要用改革的精神来化解发展中的问题”。

在“改”的途径上，院士、专家纷纷建言献策。针对内陆核电的安全性问题，潘自强院士从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提高安全文化、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叶奇蓁院士则重点介绍了核事故处理的具体工程措施。

2013年，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动下，在有关政府部门、核相关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核电“走出去”收获匪浅。但如何“走得更稳”？院士和专家提出了支持在国内建设与出口机型相同的示范核电站、加快推进先进能源技术装备“走出去”等诸多建议；上海电气核电部总工程师缪德明则表示“装备集团目前的唯一选择是跟紧形势，判准机会，做好配角，为国家核电‘走出去’战略添砖加瓦。”

针对颇受关注的核界热点，上海核工程院院长郑明光详细介绍了AP1000依托项目和CAP1000/1400研发设计情况，中核集团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继则阐述了“华龙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下一步，如何加快其研发进程，满足新的核安全要求和开工率条件，将成为打通新技术路线的“重要关口”。

破而后立。“要突破发展瓶颈，更好地打开核电发展新局面，需要有关部门、相关企业、院士专家和行业协会等发挥更大的智慧，担起更大的责任。”张华祝说，更需要改革和技术层面以外的一种精神。而中国核电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便是这种精神。（徐锦婷）

延伸解读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的背景和趋势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日益紧迫，即将公布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在进一步强化人为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当前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科学结论基础上，强调了实现全球地表温升不超过2℃目标下的减排路径。

因此，世界各国都必须加大减排力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也都将面临排放空间制约的严峻挑战。当前正在进行的德班平台谈判将于2015年底最终就2020年后适用世界各国的新减排制度框架达成协议，并就2020年前加大减排力度做出行动安排。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的紧迫形势，将进一步推进全球能源体系的变革。

能源结构低碳化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前提下减少CO2排放的根本对策。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项。特别是美国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12年与2007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25%，世界范围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石化能源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完成能源体系的根本性转型，使CO2排放趋近于零，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明显，面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我国在节能和减缓CO2排放方面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从1990～2012年，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57%，CO2强度下降了60%，下降幅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约25%和世界平均约15%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期GDP增长到8.6倍，相应能源消费也增长到3.7倍，而世界同期仅增长50%。我国当前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约20%，2007～2012年期间的增长量则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47.8%，其中煤炭消费增长量占世界增长量的57%，石油消费增长量占世界增长量的80%。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加，2013年分别达58%和31%，到2020年预计将达70%和50%，煤炭也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净进口国。我国当前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较快增长的趋势，已使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几近极限。

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从2005年到2012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0%以上，远高于同期能源总消费量6.3%的增速。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也由6.8%上升到9.2%。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居世界前列。我国当前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规模和新增容量均已超过煤电，并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数仍较低，其快速增长的供应量仍不能满足能源总需求的增长，煤炭消费量从2005～2012年仍增长了45.4%。我国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增长仍面临艰巨任务。

法国内陆核电站公众接受的总体介绍

当今，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的主要电力生产及输配公司，运营着全法58台核电机组，其总装机量超过62GW。其中，14台机组位于海滨，44台内陆机组位于河边和河内。

法国电力公司一直都对其核电项目的公众接受度高度重视。法国电力公司主要基于四个关键条件来制定其公众接受计划。一是独立监察以及透明度。目前法国的总体能源政策是由2005年7月议会通过的计划法令来管制的。2006年6月，法国议会投票通过了针对核电透明性以及保安性的法律，包含三个层面：确保透明度的社会性层面，增强安全主管单位独立性的机构层面和改善核电站法定地位的程序性层面。二是咨询以及公众参与。在法国，公开辩论由法律确定，涉及到地区性民主。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国家公众辩论委员会）来负责决定是否需要组织一次公开辩论，以使公众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提供所有相关信息给业主单位以供决策。三是全面沟通策略。法国电力公司通过一系列办法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媒体和沟通策略：网页公布每月环境情况；免费呼叫电话号码；信息中心（访问量达每年5000次）；核电厂组织参观（每年2000次）；每周邮件；专题性和周期性媒体信心公布；与地区信息委员会合作等。四是社会与经济计划。伴随核电项目的社会经济规划，考虑三方面内容：项目相关招聘的教育和培训、与当地相关方密切合作的基础设施融资以及长期的就业计划。五是跨区域合作。鉴于核电站潜在的巨大影响以及群众对于核设施的特别敏感，国家间都因其切身利益来合理进行跨境合作。例如，法国Fessenheim核电站与德国边境直接相连，地处莱茵河畔法国一侧。而所有处于边境的设施发生的任何异常的最新消息的沟通都是通过法德之间的一个特别协议来管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