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崔世广

　　2011年3月11日，在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发生后，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这是日本在遭受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56年后，又一次经历核事故灾难。核泄漏事故不仅对日本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对日本社会和人们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冲击，其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

　　福岛核泄露事故的发生，再次使人们聚焦于日本的“核”问题。在世界上，人们发出了质疑：“日本曾遭受到过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为什么还建设了50座以上的核电站？”在日本国内，核事故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日本的核能利用和开发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废除核电站的抗议活动。那么，日本人具有什么样的核意识，核发电设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脱原发”运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这张2012年2月20日拍摄的图片显示的是，工作人员在日本福岛县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号机组建筑内工作。当日，在日本大地震、海啸灾害及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周年前夕，日本政府邀请日本媒体以及部分外国媒体，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情况以及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安全检查等进行现场采访。这是自2010年11月以来，第二次允许部分媒体现场采访。新华社发

　　一、日本人核意识的结构

　　一般来说，日本人具有比较强烈反核意识，这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形成反核意识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日本曾经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灾难。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受到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体验，是日本人反核意识的原点。

　　众所周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过两颗原子弹，广岛当天死亡8万多人，5万多人负伤和失踪，长崎有二分之一人口伤亡和失踪。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幸存者也长期受癌症、白血病、皮肤灼伤等辐射后遗症的折磨，十分悲惨。遭受两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使战后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核意识。在战后日本，无论政府还是一般民众，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日本是“唯一”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将核武器的恐怖和非人道性诉诸世界，是原子弹受害国日本的特殊使命。可以说，遭受原子弹轰炸，成为了日本人反核意识和反核运动的原点和基础。

　　当然，也并不是一开始日本人就具有明确的反核意识的。实际上，反核意识和运动是作为战后和平主义的一环发展起来的。战后初期，随着冷战体制的确立和美苏对立的加剧，美国从1948年开始改变对日占领政策，企图将日本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日加速片面媾和活动。1951年在签订旧金山媾和条约的同时，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本由放弃一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了美国的支持，结束了被占领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对日本再次被卷入战争的担心，日本人民于1950年前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片面媾和的和平运动，在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开始了反对美军基地的群众运动。民众和舆论鉴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使国家覆灭的惨痛教训，主张奉行和平中立的国家基本政策，以免再次卷入惨烈的战争。这种心理促进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开展。

　　在和平主义运动澎湃发展的时候，1954年发生了“第5福龙丸”号事件，这成为日本反核运动兴起的重要契机。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进行氢弹试验，在附近海域捕鱼的日本“第5福龙丸”号渔船受到氢弹爆炸的辐射，船员永保山爱吉遇难。该事件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唤醒了日本人的历史记忆和受害者意识，日本由此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

　　“第5福龙丸”号事件发生后，日本国民强烈抗议并要求追究美国的责任，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止原子弹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各种团体、学会、组织纷纷发表决议和声明，反对美国的氢弹试验。令人感到钦佩的是，在社会基层的普通群众中，也出现了反对原子弹氢弹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的起点，是由东京都杉并区的妇女展开的非常朴素的活动，随着媒体的宣传，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日本。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国的签名人数就达到了3200万人，几乎占到了日本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反核的和平主义思想已经在日本人民心中扎下了根。
 

在日本广岛市中心和平公园，几名学生在纪念活动上为1945年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祈祷。新华社/法新

　　1955年8月6日，在广岛召开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有将近5000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广岛宣言》，号召禁止和销毁原子弹氢弹，裁减军备，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奋斗，实现人类的真正和平。自那以后，日本每年都要召开反对原子弹、反对核武器的大会，禁止原子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在日本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影响深远。

　　到60、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日本国内和平运动遇到挫折，日本的和平主义运动也一度出现分裂，并且步入低潮。与之相联系，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也出现了分裂。但是，随着国际上反对核武器运动的开展，日本和平主义运动在反对核武器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反对一切核武器以及核试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样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难以动摇。日本的和平主义反核思想和运动，到20世纪80、9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并持续地对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产生着深刻影响。

　　在民众反核运动蓬勃开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在1960年代后半期提出自己的核政策。1967年12月11日，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在第57届国会上首次提出了“无核三原则”。1968年1月27日，佐藤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再次确认了日本的无核方针。1970年2月，日本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6年6月批准）。1971年11月24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会决议得到正式承认。

　　这样，经过日本政府、国会相关部门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日本的核政策。该政策具体来说由四个支柱构成：（1）无核三原则；（2）努力实现核裁军；（3）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4）推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说，日本的核政策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和逻辑：“虽然自己不拥有核武器，但美国的核武器是必要的”；“虽然不拥有核武器，但推进核能的利用”。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认为这是矛盾的、扭曲的，而将其称为“并存”。这样的核政策一直存在了40多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

　　很明显，日本想在战后发展核武器，至少存在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是民意。在和平主义的反核意识产生，反核运动蓬勃开展的背景之下，在日本社会里如果想要拥有核武器，从民意基础角度来看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障碍是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1951年日美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重新修改。日美同盟关系一方面保证日本在遭受核威胁和核危机时，美国将给日本提供核保护；但同时对日本自主发展核武器的意愿也是一种限制，美国的意志成了一种难以越过的障碍。所以，对战后的日本来说，或许只能选择一条路，即不拥有核武器。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选择，却也可以用来对外界树立日本的国家形象。“反核”，变成了日本的国家标语。而打开盖子一看，其内容则是：“反对核武器，但是推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前提。这样的前提也对日本的和平运动和反核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一说反对核武器，谁都会同意。但是一到原子能的开发利用，政府和产业界是积极推进者，在市町村和市民团体则出现了意见对立和不一致。其结果，为了回避论争，将反对核武器与核能利用分开来看，不将原子能的争论带入反对核武器论，就成为了日本人核意识的主流。虽然在日本也存在着将反对核武器与反对原子能发电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彻底、绝对的反核论，但并不占主流。

　　也就是说，日本以战败、受到原子弹轰炸为原点，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核意识，和平主义的反核意识在日本具有“原理性”、“正当性”。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也“顺应”民意制定了无核三原则。“反核”，成了日本政府的一块金字招牌。同时，“反对核武器，但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也成为了日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构成了日本人核意识的稳定结构。
 

日本核电站一览（资料图片）

　　二、“和平利用”口号下的核电开发

　　在上述核能政策下，日本走上了迅速开发核能的道路。到今天，日本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共建成了50多座核能发电站。也就是说，日本虽然不拥有核武器，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核能利用大国。

　　与战后日本的发展离不开美国一样，日本发展核能发电的政策背后，也有美国的存在。日本着手核能开发，是从1952年实质上恢复自治后开始的。先是在日本学术会议内部开始议论，后来设立了财团法人电力经济研究所。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牵制在核能发电领域领先的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为了和平的原子能”的演说，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国际框架内保管、监视核燃料，按照必要分配给各国。

　　在这个演说之后，日本出现了“不能落后于新时代”的气氛，3个月后，由自由党、改进党和日本自由党共同提案，在众议院通过了原子能研究开发预算。当时预算为2亿3500万日元，就是源于铀235而来的。但是，由于1954年3月的第五福龙丸事件，舆论转向为反对原子能。第五福龙丸事件一个月后的1954年4月，日本学术会议第17次大会召开，制订了“自主、民主、公开”的原子能三原则，目的在于防止军事研究与军事利用。

　　1955年12月19日，自民党、社会党合作通过了原子能三法。“原子能基本法”是日本为促进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及其和平利用，确保能源和产业振兴而制定的基本法，是原子能利用的大纲。1956年1月1日，设置了原子能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为正力松太郎国务大臣。原子能委员会制定了5年内实现原子能发电的目标，在通产省得出了火力发电比原子能发电更经济的研究结果，科学技术厅还没有拿出充分的耐震研究结果的情况下，就只以原子能委员会与产业界推动的形式，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推进原子能发电建设。

　　正力松太郎身为读卖新闻社社主，他大力推进原子能的宣传，驱使读卖新闻系统的媒体，对向日本导入原子能发挥了很大影响力。另外，还在各地召开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甚至在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将被炸者的遗品等陈列品撤去，举行这样的原子能博览会。
虽然当初遭到了原子弹被害者团体等的激烈反对，但由于接受了原子能和平利用可以确保电力，与日本的战后发展息息相关等思想灌输，他们也渐渐开始转向与当政者合作了。

　　1956年6月，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即现在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原子能研究机构，作为特殊法人设立于茨城县东海村。以后，东海村成为日本原子能研究的中心地。在日本进行的最初原子能发电是1963年10月26日，那是在东海村建设的实验炉进行的。为了纪念之，日本将10月26日定为原子能日。

　　1957年5月19日，正力松太郎成为刚设立的科学技术厅第一任长官。不久，中曾根康弘继任科学技术厅长官，很快就重新研究原子能计划，于1961年2月发表了“新长期计划”。即最初的10年，达成商用原子能发电规模3座100万千瓦的目标，后10年以火力发电的30%（650——850万千瓦）为目标。1961年，选择了福井县敦贺市为原子能发电第二号炉建设地。1970年3月，敦贺发电站投入商业运营。从此，日本的核发电站陆续建立起来。到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前，日本共有50多座核电站，占日本总发电量的30%以上。

　　在日本，随着原子能发电的发展，形成了支持、推进原子能发电的一个利益群体。据有关学者研究，其背景中存在着电价的“综合原价方式”的框架因素。因为综括原价方式的原价中，各种东西都能得到承认。第一，“广告宣传费”。本来垄断企业不需要广告费，但电力公司的广告宣传费可以纳入原价。电力业界的广告宣传费推定为2000亿日元，这大体为广告宣传费第一位的丰田汽车的一倍。而依赖之的是电视、收音机以及报纸等媒体。第二，电力公司的“利息”也加入原价。金融机构是东京电力公司的最大股东。虽然市民的80%以上希望放弃原子能发电，但在股东大会上却有89%的股东支持维持和推进原子能发电。第三，对大的建筑企业来说，最大的发包商是电力公司。电力成本负担转嫁为家庭负担，家庭只消费电力整体的23.4%，但却负担电费的30%。第四，电力公司给予大学大量的研究费。与电力公司成为一伙的学者增多，学问的世界的独立性受到威胁。第五，作为结果，电力公司拥有了很大的政治能力。在选举时支援特定候选人，拥有很大的政治能量。

　　当然，在日本兴建核电站也不是没有阻力的。核发电所包含的危险性，使其一开始建设就遭到了反对。从1960年代起，核电站建设当地的渔民、农民就开展了反对运动，其中尤以三重县芦滨渔民对中部电力公司的抗争为甚，虽然许多渔民在长岛抗争事件中被捕，但成功地阻止了核电站的兴建。1974年9月，青森县渔民拒绝核动力商船“陆奥号”进港也非常有名，“陆奥号”出港后发生核泄露事故，因无人接受在海上漂流50多天，最后日本政府出面花重金买通了港口才得以靠岸。
其他有名的还有：1980年12月，柏崎、刈羽8000人集会抗议修建核电站；1981年，高知县洼川町首先成立住民投票条例，阻止核电站的修建；1996年，新澙县8月4日举行兴建核电站与否的公民投票，投票率高达88.3%，反对兴建的比例为投票总数的60.9%，赞成者为38.6%，因而被否决；2001年5月，MOX的计划建厂地点由最初预定地的福岛改至新澙，新澙居民投票再度拒绝其兴建。

　　但是，日本的反核能发电运动，主要表现在核电站建设的当地，并没有形成全民的普遍意识。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核电站建设是距离遥远的事情，难以切身感受到危险性。就是在当地，也容易因中央政府的补助金等利益诱导而使居民发生分化，从而接受了核电站建设的现实。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的核能发电站间有事故或问题发生，但由于瞒报或宣传，却造成了核能发电绝对“安全”的假象。再加上民主党上台后，提出为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日本减排25%的目标的影响，近年来日本民众对核能发电的认可度在不断提高。据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舆论调查，2005年日本民众对核电的认可度为35.6%，到2009年达到了50%。对于核电站的安全感，1999年“感到安全”、“感到比较安全”、“感到些许不安”、“感到不安全”的分别为4%、21.4%、52.8%和15.5%；2005年分别为4.4%、20.4%、48.1%、17.8%；2009年则为6.1%、35.7%、43.4%、10.5%，安全感明显上升。与之相联系，对于核电开发的立场，2005年持“积极推广”、“谨慎推广”、“保持现状”、“应逐渐废止”，“应立即废止”的分别为8%、47.1%、20.2%、14.7%、2.3%；2009年则为6.1%、35.7%、18.8%、14.6%、1.6%，反映了国民意识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核能的和平利用”的旗号下，由日本政府主导，核能发电在战后日本得到了飞速发展，日本的核电站数量和发电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日本人对核能发电的意识和立场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认可和推进核电发展的心理在慢慢占据上风。

　　三、“安全”神话崩溃后的走向

　　但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打破了日本核电利用的“安全”神话，也显露出了日本“反对核武器，但推进核能利用”这样的矛盾结构的破绽。福岛核泄漏事故说明，核能发电同样存在巨大风险，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更是如此。这考问着日本人的核意识，也考问着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

　　3．11之后，世界上也出现了重新思考、看待核能发电的新动向。拥有17座核电厂的德国宣布于2022年全面停用核能。意大利、波兰、泰国、韩国、巴西、瑞士等提出暂缓发展核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明确指出，要调整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受福岛核事故的强烈冲击，日本人的核意识发生了明显的、急剧的变化。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表明，核事故令日本人的反核情绪迅速高涨。日本《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核电感到不安，希望逐步淘汰核电的人在逐步增加。在《朝日新闻》4月份的调查中，认为应“增加”核电站的为5%，“维持现状”的51%，“减少”的30%，“废止”的为11%；到6月份，认为将来应该“脱原发”的达到了74%；到12月份的调查时，“反对利用原子能发电”的达到57%，认为应“阶段性减少将来淘汰”的上升为77%。

　　同样，从NHK舆论调查部于2011年6、8、10月实施的电话调查结果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原子能发电站的态度，以及决定态度变化的不安感和信赖感的变化。关于“应该怎样对待国内的原子能发电”的提问，10月份调查的结果中认为“应该减少”的最多为42%，“都应该废止”的为24%，“维持现状”的为23%，“应该增加”的为2%，对利用原子能发电持否定态度的达到了3分之2。与6月份相比，持“废止”态度的增加了。

　　另外，在10月份的调查结果中，“对原子能发电事故极大地感到不安”的人为49%，比率最高。而且，在3回的调查中，认为感到不安的人均约占9成，是绝大多数，这一点没有变化。另外，关于“对国家关于原子能发电管理的信赖”的问题，3回调查结果是约7成的人回答“不信赖”，人们对政府的信赖感很低。日本政府等在推进原子能发电时，往往将“能够安定供给”和“经费便宜”作为原子能发电的长处。但看看现在人们对原子能发电的态度就可以明白，无论重视“安定供给”还是“经费便宜”的人，认为“应该减少”或“全部废止”原子能发电的有约6成，对原子能发电持否定态度的人占据多数。

　　3．11之后，广大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核能发电、脱离核能发电的运动。诺贝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人发起了一千万人签名活动，2011年9月19日，在东京的明治公园召开了有6万人参加的“再见！原子能发电”的群众集会，大有成为跨越党派活动的趋势。

　　在东京都也发起了签名运动，要求制定地方条例脱离原子能发电。东京都 “大家来决定吧！‘原发’国民投票”的市民团体，以制定关于原子能发电站赞与否的住民投票条例为目标，在征集签名的最终日2012年2月9日，发表了征集到超过25万人的结果，超过了请求知事制定条例所必须的约21万4200人。
该团体制作的条例草案为：1、对东电管内的原子能发电站的运转，由都民投票表明赞成与否；2、有效投票总数的过半数的结果，达到有投票资格总数的四分之一时，3、（作为股东）知事和议会，关于东电管内的原子能发电站的运转，与东京电力和国家协商，“努力反映都民的意思”。今井一事务局长说：估计“最终超过30万人，可以实现直接请求”（制定条例），并表示考虑对都议会呼吁进行公开讨论会。由于东京都拥有东京电力的4268万股股票，是第三大股东，所以东京都议会的动向，有必要随时关注。

　　另外，市民团体“‘原发’县民投票静冈”，为了直接请求制定中部电力的滨冈原子能发电站再运行的是非的住民投票条例，2012年2月8日也开始征集签名活动。4月上旬预定开始活动。该团体是东京、大阪市征集投票活动的“大家决定吧！‘原发’国民投票”的静冈支部。在地方自治法中，为了对地方自治体首长直接请求制定条例，有必要征集有选举权的50分之一以上的署名。现在，东京都和大阪市的签名已经超过必要人数了。

　　就是在自民党内，也开始出现了不同声音。自民党的有志议员和下届众议院选举预定出马的人组成的能源政策议员联盟（发起人，河野太郎众议员），今年2月9日向党综合能源政策特命委员会提交了文书，要求自民党在本月中完成的能源政策中应明确记述“脱原发”。文书提出，不应新增设商业用原子炉，将运转开始后经过40年的原子炉报废，实现现实地“脱原发”。另外要求，如批准重新启动停止中的原子能发电站，应该等待政府和国会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调查结果，且限于最低限度的必要数。

　　另据日本媒体3月30日报道，京都府知事山田启二和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子，也明确表示反对在现阶段重新启动关西电力公司大饭原子能发电站3、4号机组。

　　在核能发电的“安全”神话崩溃后，原子能发电的“低成本”神话也开始崩溃。3.11以前，正如日本电气事业联合会所公布的那样，一般认为原子能发电是最经济的。但是3.11以后，立命馆大学的大岛坚一教授所计算的实绩值被频繁引用，根据大岛教授的计算，原子能发电实际上比水力和火力发电成本还高。因为电气联合会的数字，没有充分计入研究开发和选地对策上每年投入的数千亿日元的政府预算和核废弃物的处理费用。

　　那种认为废止核能发电会导致用电量不够，出现经济下滑的担心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只是在用电高峰期才需要“原子能发电”。过了用电高峰，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如前所述，包括日本的家庭、事业者的电费的总额，是由“综合原价方式”的框架决定的。电费总额是“必要的费用”加上“合适的利润而决定的”。合适的利润是按“发电送电设施等固定费乘以3%而征收的”，所以电力公司不推进节电，而优先发展发电站的理由就在这里。而且，完全可以找到代替核能发电的替代能源。

　　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能成为日本继续维持核能利用的充足理由，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能使日本继续发展核能成为必要呢？在这里，内桥克人的话也许会给人们一些警示：“甚至在地下、洞窟、洞穴中仍继续原子能发电的意图后面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想一直拥有核武装的可能潜力这样的政治意图。” 或许，日本政府坚持发展核能的真正意图，不是在于经济，而是在于政治和军事。而冷战结束后一些政客的拥核言论，或可视为这种意图的绝好注脚。

　　看来，对火山地震频发的日本而言，对“灾间时代”的日本而言，真正到了认真思考原来的核政策，解构原来的矛盾结构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