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能源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选项，核电被寄予厚望并没有改变，甚至对核电发展的期待更高。”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的第一个信息。

每年的两会期间，均作为“义务宣传员”的刘永，今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家高度关注核电发展，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核工业界如何更好地与外界沟通，打消一些公众对于核安全的顾虑，让各方树立起更大的‘核电共识’和发展信心，我们还要进行更深的思考，做更到位有效的系统工作。特别是内陆核电，很多人还存在一些误区，觉得内陆和沿海‘不一样’。”刘永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核电建设布局之下，内陆核电的有无将是一个风向标式的事情，在着力提升公众对核电客观认知的基础之上，业界应该更加积极作为，与公众形成合力，早日促成内陆核电的开工建设。

具体到自己的提案，刘永说，关注核科技基础研究是他的“本职工作”。显然，这也是行业之需，当下，国家正在进行科技计划管理方式的改革，同时也在进行“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作为整个科技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核科技基础研究的改革自然也不例外。值得留意的是，在我国的科技布局中，有一些领域比较特殊，比如航天科技和核科技，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由于其特殊性，长期以来其科学研究一直都是国家国防科工局主导，也是基于此，我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国家航天局也直接隶属国家国防科工局。“核科技研发是一个需要多领域、多学科尖端科学技术集成的工作，它的发展将带动多方面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进步。同时，核科技发展规划涉及国家经济、能源、国防、环保、安全等多方面因素，需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来规划、实施和管理。”为此，刘永建议，国防科工局作为国家原子能事业的主管部门，应该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核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宏观的核能发展战略，但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完成支撑核能和核军工发展的核科技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的制定。“这是我们领域当前急需的一个顶层设计，核科技是核能应用的基础，也是核军工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核科技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核能开发利用水平，也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核威慑力量的强弱。而在核科技技术中，核基础科研又是其源泉和动力，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具备了核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才能推动核科技的快速稳定发展。因此在核科技规划的制定中，应突出核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给予重点关注并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对核基础研究的基础平台和核心设施建设应给予优先考虑。”

除了期待“顶层设计”的指导和推动外，作为核基础研究单位，如何找到内驱力，通过自身努力，谋得更大发展？对此，刘永表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行业能为国家做什么？现在的国际趋势是怎样的？我们在行业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让这个角色更有吸引力，更有生命力？”这是刘永提出的“发展之问”。刘永坦言，跟其他行业的一些科研机构和一些民营机构相比，“我们在灵活性、国际化和市场化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思想上还是有些保守，风险意识也稍微差一些。这些是我们今后要加强的一些短板。从一定意义上说，科研也是一种产品，也应该强化市场竞争意识，并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作用，当然，科研也不能完全市场化。结合国家、行业的需求，把握好其中的市场尺度，树立应有的用户理念，我想应该是当下科研单位做大做强的一条思路。”（韦吉磊）